再说辽使萧奉先这边，感受到了宋人态度的变化，自然知道张安安的身份绝不会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当务之急是赶紧打听出张安安的真实身份，才能判断大宋君臣是不是真的有心一战！

    张安安这个道家师祖的身份很好打听，随便上街找个东京人一问便知，毕竟刘混康多次在公开场合称其师祖，而公孙胜这个天师道的后起之秀平时里寸步不离也是一口一个师祖的喊着！

    有了这个线索，萧奉先更是好奇，张安安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被中原道门奉为师祖？自己不知道，道门肯定知道啊！

    向道门打听，自然是派道门中人了，事不宜迟，萧奉先当即将平时供奉的李真人派了出去。

    辽国初期，道教和道家思想就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随着这部分汉人逐渐向辽朝内地迁移，道教也逐渐在辽朝的疆域内传播，甚至在一些重要城市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

    道教对汉化极深的契丹人有天生的亲和力，它的多神思想，符箓方术，降神驱妖，斋醮告天，教义仪轨，都与萨满教极其相似，而更趋严密更具说服力。所以，契丹人接受者日众。

    契丹统治者从建国伊始就给予道教相当的地位，据《辽史》记载，神册三年（918）五月，辽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辽史》卷1），对儒学和佛、道二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东丹王耶律倍“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辽史》卷72）景宗第三子齐国王耶律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连接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契丹国志》卷14）辽圣宗对于道教、佛教，皆洞悉其旨。统和四年（986）十月，“以银鼠、青鼠及诸物赐京官、僧道、耆老”。（《辽史》卷11）辽兴宗“常夜宴，与刘四端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契丹国志》卷8）辽兴宗允许道士涉仕途，授其官爵。如“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契丹国志》卷8）由于契丹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使道教在辽朝各地逐渐流传。辽朝京城与主要州城皆有道观，道观中有职业的道士，多为汉人，道教信徒也多为汉人。

    契丹统治者对道教的崇信，也推动了平民百姓对道教的崇奉，特别道教的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求符除邪，求卦问卜，算命测字更是受到平民百姓的欢迎。道教流行中，主动与契丹人固有文化相融合，如对四方神的崇拜，对十二生肖的崇拜，对门神的崇拜，都能和道教文化有机结合，使契丹人原始的丧葬文化，节庆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化与改变。

    萧奉先是个精致的利己主意者，只要有用，自己谁都信，佛门道教一个不拉，平时都供奉着，果然在这关键的时候派上了用场！

    李真人本名李真先，原先混迹于中原南方，但是奈何中原不好混啊，道门正统太多，对李真先这种无门无派的半路出家者很不友善，不光有来自道门正统的嘲笑，还有信徒的质疑。

    眼看日子就要过不下去了，李真先一咬牙，去了北边的大辽发展。

    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道士也一样！在中原不受待见的李真先来到大辽如鱼得水，混的风生水起，凭着一手装神弄鬼的本事，硬是成了契丹权贵的座上宾，连萧奉先这种契丹顶级权贵也将李真先高高供奉着，这次出使大宋，更是将李真人一起带上。

    李真先对于来自萧奉先的命令不敢怠慢，这些契丹权贵别看平时对自己客客气气的，一旦凶残起来，那是直接要人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