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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数量有限，做了六七件衬衫后，来找姜玉的人就渐渐少了，但被夏成媛推荐来做衣服的同学却多了起来。

特别刘晓丽也穿上新衣服后，两个手挽着手并排走着的漂亮女生吸引了全校人的注意力，不拘同班也不拘性别，后来发展到同年级其他班、其他年级，半个月不到的功夫，姜玉接到了小二十的单子，其中男生的数量居然并不输给女生，这倒是令姜玉称奇。

但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

即便建国以后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与男性一样可以下地干活挣工分、念书上学，但教育落后、思想落后的农村也普通的重男轻女，只不过从摆在明面上转到了背地里。

大家并不时时挂在嘴边，也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但家里头的钱、粮却会有意识地倾向男孩，穷困些的农民家庭，好不容易攒出了余钱余票，头一个会想着给家中的男孩做新衣服，女孩可能就拖到了实在没得穿了，才会隔上许多年做一身。

到姜玉这里订做衣服的学生中，女同学家中都比较富裕，并不差这几元钱，而男同学的家境差异就比较大了，最有钱的家里是公社干部，最穷的家中五孩子，上面几个姐姐，累死累活地供着唯一的弟弟，就为了让他念书，出人头地，吃上商品粮，自己个儿舍不得穿新衣服，却给弟弟挤出一套新衣的钱。

姜玉出生在城市，又是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独女，关于农村的此种愚昧思想，她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干脆就不去想了。

她这边攒了三四十元钱，而夏有福却为了缺钱而头疼地睡不着觉，眼看着荒山开垦到了尾声，化肥钱还缺了个大口子，他这个副支书着急上火，嘴角长了个大燎泡，一张嘴就疼的厉害，连饭都吃不下了。

“爸，账上还缺多少钱？”姜玉忍不住放下筷子。

“三百多。”夏成则替父亲回答。

“咱们大队多少人？”

“一百四五十户，一千多人。”之所以户少人多，是因为有些是没分家的大家庭，一户底下又有几个小户，但没有上报给大队，就仍旧只算一户。

“人这么多，按人头分摊化肥钱，一人也就三五毛，人多的家庭就多出点，人少的少出点，等到将来烟叶卖钱了再按人头分下去，你们觉得可行吗？”姜玉毕竟是来自建国七十年后，亲眼见到了变化的各种政策，心思就比这个年代的人要灵活得多。

所谓公有制、集体化，那肯定是包括农具、农田在内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公家，化肥钱也不可能叫社员掏，再加上盈亏都有公家担，地理位置不好、发展落后的地方就更加懈怠，个人穷、集体更穷，因为缺钱发展而陷入恶性循环。

白水村的地理位置就不好，在肥水村和南屿村之后，一旦碰上雨水少的年份，江水枯竭，再途径两个村的农田，流到白水村的水量就十分有限。

再加上背靠三座荒山，土地不如其他村平整，看似有大量的田地，却苦于无法派上用场，夏有福刚当上副支书时，白水村穷得叮当响，后来响应国家号召，发动全村社员开垦两座低矮荒山，种上了粮食，这两三年日子才好过不少，吃上饱饭。

只不过社员的兜里还是没余钱。

要让他们掏钱给大队筹备化肥钱，恐怕不那么容易。

夏有福不看好，忧愁地摇头。

“很难，大家手头上的那点钱还要再过半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让他们掏出几元买化肥，恐怕成不了。”夏成则知道这是个办法，但集体化以来就没听说过哪个大队干这种事，能不能成还两说，万一被人举报了，会不会挨□□？

他跟父亲都是党员，思想觉悟要高，普通人考虑不到的东西他们也要考虑，绝不能带头犯错，因此父子两人都很谨慎。

“话是这么说，我给你们算一笔账——”姜玉从桌上起身，回屋拿了纸和笔，在上面写写算算起来，没过多久，她把本子递给了夏成则。

“爸之前去公社里问过烟叶的收购价，因为我们公社没人种烟叶，所以价格会比烟区高一些，一斤能卖上1元到1.2元的价格，主要看质量。我们新开的地，就用低品质低产量来算，假设亩产180到200斤，一斤1元，将近200亩的地，顺利的话能卖出四万元，补上公粮缺口，还能余多少？”

白水大队收的稻子不如其他队，交过公粮以后就没剩下太多的口粮，因此荒山上种植的红薯、芋头就顶替稻米，每到一个收获季，就按照社员所挣工分发下去，有时一年会发好几次。

去年雨水不足，水稻收成就不好，拖欠了公社分配下来的公粮任务，要求白水大队今年补上。

虽说今年雨水尚可，但也仅够交本年的公粮，根本补不上去年将近五万元的公粮缺口，要是按照姜玉所算出来的钱，不仅能补上缺口，还有少许余钱。

哪怕只余一二千元，那也有赚头啊！

夏成则跟夏有福对视一眼，父子俩瞬间精神起来。

“那我们要咋做？挨家挨户游说？”夏成则摇头，打消这个效率低下的办法，“不然咱们先去公社问问，要是不违规，再召人开个大队会，咋样？”

孙兰花不管这些男人的事，她就知道再这么放下去，红薯粥就要稀成水了，“吃完再说不行吗？我还得收拾灶台去！”

她一敲桌子，兴头上的两父子很有默契地低头喝粥，但心里还在想着发动全村人筹集化肥钱种烟叶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