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那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他的丈夫奋力保护她们跑了，可丈夫却被日本人打成了肉泥。

    还有一个年轻人，被日本人刺了两刺刀，但侥幸没有死，居然活了下来。

    “两百人，整整两百人。”年轻人颤抖着声音说道：“我们被集中到了一个山洞里，日本人开始用刺刀捅我们。

    我被刺了一刀，我倒在地上装死。然后，日本人又把尸体扔到山洞下的房间里，扔之前，还会在尸体上补上一刀。

    那一刀，刺在了我的后背，我疼极了，但我强行忍着不敢吭声。等到日本人走后，我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

    我一直都在爬啊爬啊，我伤口在流血，本来我已经不行了，可后来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他帮助了我。”

    那个好心人随身带着一些草药，甚至还有半瓶在东南亚十分畅销的“曲焕章百宝丹”。

    要知道，在中国战场，曲焕章百宝丹是治疗伤口的灵药。

    靠着这半瓶百宝丹，年轻人活了下来。

    可是，没两天，他们又遇到了日本人。

    好心人把年轻人藏到了一个地窖里，叮嘱他千万不要出来。

    他说自己老了，没关系，至少还可以帮年轻人引开日军。

    “我在里面，听到上面传来好心人的哀嚎声，我想出去，但我又怕死，我只能躲在地窖里，死死的抱着我的脑袋。”年轻人此时已经泣不成声：“一直到声音没有了很久，我才敢出去。

    我看到的是一具尸体，我是个畜生，禽兽，我就这么让自己的恩人死了。”

    威廉姆中尉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坚定勇敢的军人，可听到这里，他的眼眶已经湿润：“孩子，这不怪你，你当时别无选择，也许，那个好心人，是天使派来拯救你的。”

    记者艾利特的手是颤抖的。

    他发誓，自己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悲惨的故事。

    可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他必须要把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

    他必须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在马尼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他身为一个记者的职责。

    战后，作为对马尼拉战役的战犯追责，同盟国的特别军事法庭将马尼拉发生的无数暴行，归结到日军驻菲律宾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的头上。

    而在战斗期间不在马尼拉的山下奉文，在战后声称他对首都发生的暴行一无所知，他责备身在马尼拉的海军岩渊三次少将，违背他的军令。

    记者艾利特勇敢的站到了证人席。

    他把自己在马尼拉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特别军事法庭，他说道：

    “在马尼拉发生的一切，我都记录了下来。山下奉文声称他不在马尼拉，但马尼拉的大屠杀，让身为最好指挥官的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先生们，女士们，在马尼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年轻的女孩，这是她人生悲剧的开始，她遭到了日军惨无人道的强尖，然后，又被割去了胸部。

    她还活着，是的，还活着。他可以作为证人站到这里，但我们无法让她再次面对他曾经遭遇过的噩梦！但是，先生们、女士们，这是她的照片。”

    几张照片送到了法官的手里。

    仅仅看了一眼，法官脸上便露出了悲哀和愤怒。

    “他，山下奉文！”艾利特指向了山下奉文：“是的，他的确不在马尼拉，但他却在指挥着整个吕宋岛的日军，进行最后的顽抗。

    他的那些士兵，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士兵。他们只是一群禽兽，不，他们比禽兽还要不如！

    一个叫李山的老人，他的儿子被日本人杀死了，他的儿媳和女儿，被日本人强bào后杀死了。全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如果不是山下奉文，这些悲剧会一遍一遍的上演吗？如果不是山下奉文的决战计划，战争早就结束了。

    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而他，山下奉文，就是所有悲剧的源头，所有丑恶的始作俑者。”

    最后，无可辩驳的责任，让山下奉文被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