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黎明时分，我们即已起床，并接照大牧场工人的习惯，饱々地吃了一顿由黑豆、玉米面饼和煎鸡蛋组成的早餐，便驱车南下，到海边去巡视第一个庄园。我们准备在傍晚前后赶到唐切佩的庄园。天气十分宜人。低地的瘴气尚未从林中升起，蜡黄色的太阳刚々挂上树梢。我们出镇前停了一下车，一来买些水果，二来要给埃斯特利塔拍发当天早晨的电文。古斯塔沃昨晚睡得不好，心情很烦躁。他在一本本精华文选中吃力地搜索了一阵，终于从卡尔

    德隆（佩德罗?卡尔德隆１６００—１６８１，西班牙诗人和戏剧家——译者注）的《生活即梦》中寻得一句可以反映自己情绪的诗文：“什么是生活？虚的，幻的，假的……”他照常加上“一百万个亲吻”的落款，步出电报房时已经恢复常态，面带着得意的神情。

    一小时后，汽车的收音机里播送出一条新闻：四个蒙面人昨天深夜袭击了马拉卡坦附近的一家庄园，用机枪将庄园主和管家击毙。

    “革命军游击队，”古斯塔沃冷々地说，“他们又开始活动了。”我们在沉默中走完了剩余的路程。

    我们要走访的这座庄园属于一个名叫舒尔特的德国年轻庄园主。快到目的地时，汽车驶离柏油路，沿着一条已经轧出辙沟的吉普车车道，向山上开去，又走了好几英里。最后，穿过一尊石门，纷乱杂沓的热带草木在身后消失，前面迎来一片依照欧几里德几何原理布置的咖啡林。泛着光泽的绿咖啡树分布在缓坡的两侧，修剪得一般儿齐，统々高六英尺。采收季已到，咖啡枝坠着艳红的果实，低々下垂。

    舒尔特热诚地微笑着在房门前迎住我们，却没有邀请我们进他屋里去。他看上去二十五岁光景，金色的头发，蓝眼睛，个子比他的咖啡树高出一两英寸。古斯塔沃与他交谈时简单明了，一本正经，但为了把事情办得舒心些，畧々露出卑谦的样子，好像在施用一滴柔软的润滑剂。我知道，舒尔特是头一位从古斯塔沃手里大量购买塑料器具的顾客。经过一段言辞活跃的门前商议，他签订了定购两千只聚乙烯催芽袋和一百米杀虫烟熏器软管的合同，然后就陪着我们向汽车走去，脸上仍旧挂着热诚的微笑，但那微笑很淡漠，很拘谨，似乎向我们表示，对于惯常的礼数他无法顾及。

    汽车渐々临近海岸，阳光越发炎热起来，令人衰惫的湿空气好似一条毯子将我们紧々围起。我们吃着几只在马拉卡坦购买的桔子，挠着身上被蚊子、小虫、苍蝇和水蛭叮咬的伤口，几乎挠出了血。我不敢买镇里市场上的蜜饯，因为有的蜜饯表面还粘着蜜蜂。古斯塔沃嘲笑我过分讲究，他看也不看就扔一块进嘴里。并说：“毒不死人的东西都能长肉。”这是一句谚语——低地人的生存哲理。

    吃过蜜饯，我催促古斯塔沃再进一步介绍一点唐切佩的情况；我开始有了一种印象，唐切佩可能是咖啡种植主中最肆无忌惮的人。

    他讲道：“你会喜欢他的。他是个很有生气的人。在西班牙时曾是足球队的职业球员，直到一次车祸损伤了腿才退出绿茵场。后来，一位德国种植主——其实就是舒尔特的父亲——在马德里与他邂逅，并邀请他到危地马拉来代管他的几处庄园。老舒尔特在阿根廷与世长辞后，唐切佩将其中一个庄园买到自己名下。”

    “他的政治观点如何？”

    “自然是反对革命的，与所有庄园主相同。他在西班牙是长枪党党员。若留在国内参加

    内战，他说不定会成为佛朗哥的一名军官呢。”

    我问唐切佩在阿本斯（哈科沃?阿本斯，１９５１年当选危地马拉总统，是民族主义者；５２年实行土改，５４年在美国策划下被反动势力推翻——译者注）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运动中究竟有无受到损害，古斯塔沃说，他受到了损害，但程度不及美国果品公司和其他大型的外国人领地。他的地产既未收归国有，也未分配给农民，因“土改法”只适用未开垦的士地，而他的庄园几乎全部耕种了。

    “那么，他受到什么影响呢？”

    “工潮嘛。工会鼓动家在收获季节渗入庄国，煽动青年雇工要求提高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