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经过激烈的夺权斗争成为最后的胜者,站上了权力的顶峰，登基称帝，即为唐太宗。公元627年正月，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取自《易?系辞下》里面的“天地之道，贞观者也。”一句。登基后的李世民所要面对的问题从如何当皇帝变成了如何当个好皇帝，因亲眼目睹隋朝的兴亡，隋末农民起义对统治者政权的冲击，认识到百姓是固国之本，曾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臣子，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纠正前朝存在的弊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唐朝的统治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些措施覆盖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经过这些改革，唐朝的面貌焕然一新。

    唐朝在政治制度上主要是承袭隋制，中央最主要的行政机构是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六部各有尚书一人，侍郎一至二人，负责执行或处理一般政务。中书省负责军国政令，长官为两位中书令。门下省负责封驳审议，长官为两位侍中。这个制度中，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共同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参议国政。这样，相权被分散开来，三省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牵制，防止出现以往朝代相权过大欺主的情况。唐初的中央官员多由关陇士族和山东士族担任，关陇士族是唐王朝起家和赖以建国的根基，在唐政权中实力最强，而山东贵族是昔日的名门贵族，以崔、卢、李、郑四姓为主，但是实力在隋末农民起义中有所削弱，至太宗朝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为了进一步削弱山东士族的实力，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以山东士族已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为由，将《氏族志》第一等的崔姓列入第三等，而把李姓列为第一等，这样在朝政中关陇士族一家独大，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皇权的统治。唐高祖时期将隋炀帝时郡、县两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并且刺史和县令都由中央任免。这种地方官制度在唐朝一直得到沿用，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控制。

    高祖时裴寂参照隋朝《开皇律》“废苛细五十三条“修成《武德律》，并推行全国，这部律法较前朝律法量刑上宽松了许多，对待死刑宣判更为慎重，一些条款也限制了官吏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进步性。除律以外，唐前期的法律体系还有令、格、式三种形式。通常来说，律是量刑定罪的法典，令是国家制度与规章的条文，式是各种行政法规与章程细则，格是对前律、令、式三者不足的地方做的补充或修改，即“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其中以律最为主要。唐朝时期的令、格、式多有遗失，但律较好的保存下来。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令房玄龄、长孙无忌、李勣等人对《武德律》进行修订，始成《贞观律》；这部律法在高宗时期再次进行了编修，始成《永徽律疏》，这部律法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完备的封建法典。关于这部律法的详细介绍，我们会在后面读到。太宗命人修订律法使其更加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也是太宗时期良好社会治安的保证。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相较于执法时的铁面无私，量刑时的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社会治安良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被判死刑的仅29人，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水平。史书上这样记载道：“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唐太宗非常重视文化教育，继续实行和革新科举取士的制度，致使社会求学风气浓厚，甚至形成“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风尚。当时，学校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以官办学校为主。在中央设立国子监，下面管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不过这些学府主要招收官僚子弟以及在唐王朝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极少招收平民子弟。唐代科举在隋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前者基本每年举办一次，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明书六个科目，也有专供十岁以下童子考试的道举科，不过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考的背诵和记忆，考试较容易，而我们较为熟悉的进士科考试除了要有一定的文才，还要有很强的思考能力，难度较大，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考中进士的人也相当受人尊敬。同时，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招揽更多的人才。正是由于太宗如此重视人才的发掘和培养，贞观年间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集思广益，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形成。

    太宗慧眼独断，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善于决断，后人称为“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不光如此，太宗心胸宽广，不计前嫌，重用隐太子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其中魏征曾经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这事李世民是知道的。李世民登基后，没有对魏征进行报复，反而对魏征说：“你和朕本是敌人，当初你为兄长出谋划策也是尽你本分，以前的事情我不再追究，你以后好好为朝廷效力就行。”魏征深感太宗大义，后来一直尽心辅佐李世民。魏征性格直率，敢于犯言直谏，常常在朝堂上和太宗争着面红耳赤，让太宗下不了台。魏征对朝政弊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有裨益。时间一长，太宗已感到自己一日不可离开他，他把魏征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本匿藏在矿石里面，它之所以贵重，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后世史学家对魏征给予了高度评价：“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魏征是太宗朝众多劝谏者的一个缩影，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言时弊，太宗或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魏征等朝臣敢于直谏犯颜，从侧面说明了唐太宗宽广的胸怀和乐于听取属下意见的态度。

    太宗特别注重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尽可能地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赋税徭役上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在征发徭役上比较节制，注意不夺农时；碰到灾荒之年，唐太宗还下令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济；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撤销冗官，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并通过与游牧民族"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往往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非常低。但太宗朝却一反常态，不但不歧视商人，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在他的倡导下，贞观时期的商业经济得到了迅速地发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在中国，遍及沿海及内陆。

    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　，在民族关系上近乎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贞观四年，考虑到东亚霸主东突厥的威胁，李世民派遣李靖出师塞北。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西域众小国皆臣服于大唐，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在往后的一段岁月，西域诸国每年都要向大唐朝贡，对于这一现象，后世学者称之为“万国来朝”。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了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导致了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汉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成为世界的黄金走廊。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太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太宗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被外来文化淹没。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有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更是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史称“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直接向前跃进了一千年。

    以民为本的思想，虚怀纳谏的胸襟，唯才是举的准则，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古代集权治世最好的榜样。当时的唐朝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需要指出的是，贞观之治后期实际在走下坡路，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奏章中说道：“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在用人方面批评道：“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后来陆续有人对贞观中后期的社会情况的一些弊端进行了批评，但这些都不能足以否定唐太宗的在治国上的雄才伟略。

    唐太宗以自己的博大胸怀和过人的战略眼光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对于唐太宗的评价，北宋时期的司马光这样说道：“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