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格先生十分气恼地从中国打电话来说，他通过快递服务公司寄送行李，结果行李却丢了，他正穿着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衬衣坐在旅馆房间里，身上贴着一些脏内衣。“这样的事情若发生五年以前，我非想法让某人炒掉不可，”他说，“但这已经变了许多。我已经是个新人了。如果他们由于我穿着脏内衣不跟我来往，那就让他们滚开吧。”

    “猜猜看？”卡莉说，“你朋友德里克来电话了。他说洛拉正要怀孕，他不想要她怀孕。而她每天晚上都去看‘你和宝贝’录像。”

    “真是一节好香肠。”比格说。

    “他说他做不到，是因为他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恐怕养不起孩子。”

    “你怎么样？”比格先生问，单调的口吻。

    “啊，我很好，”卡莉模模糊糊地说，“我想可能怀孕了吧。”

    “一个宝贝，我们就要有一个宝贝了？”比格先生说。

    卡莉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想。

    你看，事情碰巧发生在纽约一些要生孩子的人身上。有些父母关系正常，但另外一些却肯定不正常了。他们有些发疯了，他们谈到所有那些劲头和争斗，那些持续不断、搞不定的大难题。说到孩子的事情上，纽约市那些曾经是普普通通的神经病患者都有可能一下子脑袋爆炸。

    这样的事情卡莉立即便可以得到印证。她去索荷一个朋友帕克和阿曼达·迪尔家吃早午饭。帕克和阿曼达（正常）是切斯特的父母，切斯特正用雨伞在地上猛敲，在房子里来回快步走着。一个母亲（不是那么正常）禁不住指出，他“是在比照，没有分享，但这没有问题，因为他只是一个人，没有人会指望他分享自己的玩具，还没有到时候。”

    跟突然之间有了孩子的很多父母一样，迪尔一家突然间神秘地交上了很多新朋友，都是有孩子的。这样的事情如何发生？帕克和阿曼达是不是去参加某所预先收孩子的看护学校的聚会了？或者他们这些有孩子的人是不是一直都跟这一家人是朋友，让他们两个暂住其问，为的是要他们迎头赶上？新发现的朋友包括朱迪，她认为人人都应该只给她白色的婴儿布，因为她相信布料中的染料会引起婴儿皮肤的过敏反应。苏珊娜不让自己的保姆用香水，因为她不想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闻别人的（劣质）科隆香水。还有玛里安，她总在秘密地故意解雇保姆，因为她希望自己最后能够放弃自己的工作，专门照看孩子。

    这样的行为并不仅仅限于当母亲的。毕竟，一些父子穿同样的巴塔哥尼亚夹克和配套的洛勒布雷德盔甲不是有些怪怪的吗？还有当父亲的拿着小棒球手套围着孩子的学步车跳舞，不时还反复亲一亲他的孩子（如果两岁的孩子懂得难堪，这孩子一定会难堪），这些父亲还说：“很简单，先生下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抽出两三年的时间。”

    当然，极喜爱自己的孩子和完全发疯是两码事。说到最极端的程度，纽约的一些做父母的行为有一个字可以形容：神经质。你不知道这样的神经质会落在谁的头上，也不可能以那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帕克说：“那不是爱或抚养，那是一种偏执。”

    “亚历山德娜！”

    卡莉坐在这间鸽子笼的沙发上跟一个看上去相当平凡的女人说话。贝卡有金黄直发，细长的鼻子，让你想起可以用这鼻子本身直接从玻璃杯里吸马爹利酒一样。她刚刚搬到东70大街的一间新公寓里，正在解释雇用装修人员的好处和坏处。“有个朋友无法让这个装修的人停止买东西，那真是可怕，”然后突然间，有个五岁大、穿着镶褶边衣服、头发上扎着黑缎带的姑娘打断了她的话：“妈妈，找要****孩子提出要求。

    “亚历山德娜！”（为什么这些日子以来人人都取亚历山大或亚历山德娜这样的名字呢？）贝卡用故意让别人都听得见的低语对孩子说。“现在不行。去看录像吧。”

    “但是，他在吃奶。”孩子说，指着一个正在角落喂奶的妇女。

    “他是个婴儿。一个非常小的宝贝，”贝卡说，“你可以喝果汁。”

    “我不要果汁。”亚历山德娜说。她的两只手抱着她的屁股。

    贝卡滚动眼珠。她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自己腿上坐着。那小姑娘立即翻弄起她母亲的衬衣。

    “你还在用母乳喂孩子吗？”卡莉问，尽量显得客气一些。

    “有时候，”贝卡说，“我丈夫希望马上再生一个孩子，我又不想要。在纽约生孩子很麻烦，很多事情。是不是，我的小妖怪？”她低头盯着孩子问，这孩子现在正在吸自己的手指，抬头看着母亲，等着她解扣子。孩子转向卡莉，用怪怪的眼光看着她。“吃奶，吃奶！”她说。

    “听话，亚历山德娜，我带你去卫生间，”贝卡说，“我们说好不再这样的，不是吗？”

    孩子点头。

    贝卡不是惟一在聚会上无法合适掌握与孩子的相互关系的母亲。在卧室里，朱莉亚是个小个子的黑头发女人，自己开一间餐馆，她正坐在六岁的儿子巴利身边。巴利是个漂亮的孩子，跟母亲长得一模一样，也有黑卷发。但他看上去不高兴。他使劲抱紧她妈妈。如果有人跟他母亲讲话，这孩子就在她身上到处爬。“哎呀呀，别抓着我，真烦人。”朱莉亚对巴利说，但她实际一点办法也没有。巴利不愿跟别的孩子玩，也不让朱莉跟别的成人说话。后来，卡莉发现，他们两个人总是这样的，他们去参加聚会，有时候是成人聚会，只和两个人彼此说话。她还知道，朱莉亚在巴利的房间还铺了个床垫；她大部分时间都睡在床垫上。朱莉亚的丈夫睡在另外一个房间。他们正准备离婚。

    “这样的事情很正常。”朱丽亚说，她是位公司律师，是少数能够承认这类问题的神经质母亲之一。“我爱儿子，”她说，“安迪11个月大。他是个神，我每天都对他说。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婴儿床里哭：“我，我，我。”

    “我从0岁起就想要个孩子，”她继续说，“所以，最后生了他以后（她现在6岁），我感觉有点像：这才是我的生活。我是个母亲。我不想回去上班了，但是，坦率地说，三个月后，我知道得回去上班了。我在他面前出现的时间太长了。在公园里，我在他前面跳上跳下，保姆以为我疯了。我一天亲他一千次。我焦急地等着回去给他洗个澡。他的身体让我发疯。我对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曾这样过。”

    朱丽亚继续说，如果她看到安迪看另外一个孩子的玩具，她立即就会跑去买一个。有一次，她觉得他在看着一种叫做艾克斯盘的东西。她最后在第14大街买到了这东西，最后顶着这个盘子在第14大街上跑，因为她找不到出租车，也十分焦急想快点把这个盘子给孩子。“街上有人指着我，”她说，“人人都觉得我疯了。然后我回到家，把那东西给他，他却开始哭了。”

    她为什么要这样？“这是纽约造成的某种东西。”她说。她耸耸肩。“这就是竞争。我想要自己的孩子拥有别的孩子拥有的一切，而且更多。另外，我总是想要一个男孩子。儿子总是照顾自己的母亲。”

    保姆相机

    换句话说，因为男人们很多年不再负责任了，也无法指靠他们，所以，儿子成为男人的替代品。“啊，是啊，”朱丽亚说，“你不能够相信男人。你不能够信任自己亲生骨肉以外的任何人。”

    “我丈夫实际是一种次等公民，”她说，“我以前特别喜欢他的，但之后，孩子生下来了。现在，如果他说‘请倒一杯可乐给我好不好’？我会对他说‘走开’。”

    同时，鸽子笼里多了一批孩子，挤在小小的屋子中间活蹦乱跳的。有个个子小小的姑娘穿着粉红芭蕾舞鞋和芭蕾舞裙。“布鲁克今天坚持要穿芭蕾舞服装。这不是非常可能吗？”一个高个子的愉快的女人说，“我想给她穿长裤，她就开始哭。她明白，她明白今天非穿芭蕾舞服不可，这样就可以表演了，不是吗，小南瓜？不是吗，小南瓜？”那女人弯下腰来，双手在胸前拍着，头仰着，脸面固定在一个极大的假笑上，离孩子仅几寸远。然后她开始做出奇怪的手势动作。

    “飞一个吻，飞一个吻。”她说。小姑娘强作笑脸，把手掌放在嘴前，然后鼓气出来。母亲尖声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