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关事变的发生过程，发现它与九一八事变类似，都是激进的中下级军官发动并迫使高层同意扩大的军事行动。

    落合甚九郎少佐受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之密令，争取何柱国将军投靠日本建立中立区，所以对山海关守军比较客气。结果山海关守备队中尉儿玉利雄等人不知原委，将落合甚九郎少佐*迫何柱国的一些手段看作是行动的暗示，且又以为落合优柔寡断，便于1月1日夜擅自行动从而引发了中日两军的冲突。

    “榆关事件”之所以爆发成两军的大规模战斗，与日本军人的自大和护犊情深密不可分。日本军人一向把军人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所以一旦战败就会切腹自杀。对于与外国.军队作战，一旦军队吃亏或者战败，那日军的任何其他部队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不管是否违反军令、军规，都会出手相助一拼到底的。因此，当山海关守备队与华夏守军交战中吃了亏，并请求天津驻屯军和关东军援助时，关东军就毫不犹豫地发兵相助，而先不去管该不该出兵，出兵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一切都等战斗打完了再说。

    而日本ZF就像是养了一群不听话的孩子的家长，不听话的孩子无论在外面惹了多大的祸，先把责任推给别人，然后再关起门来论是非，结果往往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如“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中，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这等人擅自兴兵制造如此重大的事件，不但不给予严厉制裁反而分别晋升为升陆军大佐和陆军少将，可以想象，对日本军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老蒋紧急向日本ZF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撤军并赔偿损失。

    同时，给柏林的李卫东发电报，叫他立即回国，并命令杜聿明率领佩剑旅，奔赴北平。

    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国民ZF还先后致电国际联盟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七国ZF说明事件真相。

    日本ZF此时在国联正受到来自各方要求其从东北占领地撤兵的压力，外交上极为被动。万没料到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还嫌麻烦不够大，继续添乱。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胡搅蛮缠推卸责任，声称是中方驻军主动挑衅，并坚持其行为符合辛丑条约之规定。

    在日本内部，外务省大臣则训令“此时的山海关事件，最为重要的在于谋求地方解决，我方应严禁出现可能以此为契机将战局发展至平津地区之行动”。

    日本内阁也同意“事件不扩大”和“地方解决”的策略。迫于ZF的压力，军部命令关东军把正向五里台、石河进犯的部队回撤。

    1月8日，除第5联队第1大队及山海关守备队留守山海关外，其他部队悉数撤回锦州、绥中原出发地区。山海关的战事看似就这样平息了，但是从日方的角度，他们终于将华夏军队逐出了具有地理象征意义的榆关。终于在长城线以内的北宁铁路上获得了一个有力的据点，为日军日后继续蚕食华北撞开了大门。

    而对于华夏来说，山海关是东北进出关内的咽喉要道，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大后方，从战略角度又可以与长城防御连成一体，相互支撑。它的丢失使对日军的防御限于极其被动的局面。从山海关的丢失表明东北的危机正如可怕的瘟疫一样向华北蔓延，日本人对华夏领土强取豪夺的野心已不仅仅是一隅之地，华北危机不再遥远，民族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

    山海关陷落，举国震惊，民众哗然。全国各地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加评论，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南京国民ZF的不抵抗政策。

    1月7日，中GZY通过《ZY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义残杀华夏民众及瓜分华夏的新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华北，国民D的继续不抵抗的政策及其民族武断家传的破产，将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更加高涨。在这方面D的正确领导将是决定这个高涨的程度和速度的主要因素。”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通电国民ZF，希望ZY“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并要求ZF援助归国，统军杀敌。

    正在江西布置对ZYH军进行第五次“WJ”的蒋光头，面对国内千头万绪的复杂形势，又在心里细细地盘算起来。四次JG的失败，使他深感震惊。如此优势的国.军屡战而无法得胜，这不能不使他对中.共和H军另眼相看，也更使他意识到如果不乘中.共H军羽翼未丰之际彻底根除，那么将来他的大业必定亡于中.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