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蒋光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日本帝国主义继霸占华夏东北之后大举蚕食华北的时候，蒋光头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他的所谓“安内”，一是“WJ”H军，一是消灭异己。这种情况决定了，不仅GCD不会停止武力反蒋，就是地方实力派也不可能放弃对蒋的警惕，于是，“抗日反蒋”便成为与蒋光头“安内攘外”政策相对立的一面旗帜，被遭到蒋光头压迫的一切派别轮番举起。

    从两广的具体情况来看，李宗仁卷入两广事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西南开府以来，广东实力一直强于广西，因此李宗仁采取了依附陈济棠以确保广西独立地位的方针。

    其实，早在福建事变发生的时候，李宗仁不肯援闽反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陈济棠态度的影响。

    在他看来，两广唇齿相依，互为表里，必须政策一致、行动整齐，才能达到西南独立自保的目的。

    福建事变被蒋光头严厉镇压以后，李宗仁更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两广合作关系。他的想法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蒋光头解决闽变之后，确曾设想以离间分化的手段逐个收拾两广。

    在对付蒋光头的问题上，李宗仁与陈济棠的立场是一致的。尤其在得知蒋氏先粤后桂的安排之后，李宗仁更无理由与陈济棠采取不同的立场。

    1934年，蒋氏先是镇压了福建事变，接着*迫ZYH军离开江西根据地而走上了艰难的长Z道路。这使他有了重新考虑两广问题的闲暇。至1936年，蒋光头一面继续对西北H军组织大规模的“WJ”，一面开始实施收拾两广的阴谋。

    最初，蒋光头企图玩弄釜底抽薪的手法，拉拢胡汉民为己所用，使两广失去政治依傍。

    早在1934年底国民D召开四届五中全会时，蒋光头就想以国民ZFZX的名位引诱胡汉民入京，但遭到胡氏拒绝。1936年1月，胡汉民结束了在欧洲的游历，途经新加坡返回香港。

    蒋光头立即派国民D元老居正赴香港迎接胡氏，劝其去南京与蒋合作。陈济棠不愿失去胡氏政治招牌，得知蒋的举动后，立即派他的哥哥陈维周去南宁向李宗仁问计。

    李深知蒋氏为人，也很担心胡氏被蒋裹胁赴宁。他先让陈维周回穗转告陈济棠须从长计议，几天后他也去了广州。他一见到陈济棠即提出邀请胡汉民回穗主持一切的主张。在他看来：“胡汉民先生俨然是西南的物望。关于西南方面的D务和政事的处理，我们都以胡氏马首是瞻。因胡先生为D国元老，德望素著，推他做西南领袖，原是顺理成章的事。”

    胡汉民与蒋光头素有嫌隙，他在香港明确向居正表示不去南京。而对于两广的邀请，他却欣然从命，于1月25日返回广州，表示将在粤久住。这样，蒋光头拉扰胡氏拆两广台的计划便落空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胡汉民抵粤后不久，竟因脑溢血而猝死。

    两广失去中心人物，又给蒋光头带来分解西南的新机会。胡氏死后第二天，即5月13日凌晨，蒋氏急电陈济棠云：“请维周兄来京一谈。”

    陈济棠极具个人野心，胡汉民在世时，每有号召他总若即若离，不甚热心；胡去世后他的野心更加增长。所以，陈氏接到蒋的电报第二天，就派乃兄陈维周飞赴南京谒蒋。蒋向陈提出解决西南问题的三点办法：

    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ZY协助广东出兵。

    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

    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蒋光头不加遮饰地挑动粤桂战争，使陈济棠十分恐惧。他何尝不知，数年来西南未遭蒋氏吞并，主要倚仗粤桂团结，两广相依为命，蒋氏得了广西，广东安能幸免？

    正在陈氏惴惴不安之际，蒋光头忽派王宠惠以给胡吊丧名义抵穗，向陈氏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ZF、陈济棠第一集团军改为第四路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统一币制等项条件。这些条件，无疑是要对广东实行削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