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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章 平津血战（一）
宋哲元耍了一趟花枪，不但晃死了华北驻屯军原中将田代皖一郎司令，还晃猛了蒋光头和李卫东。
1937年前，蒋光头先是忙于“JG”，后又忙于进行抗战准备，迫切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稳住日军，因而指示他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不轻言抵抗。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因为ZY的这个指示，使日军在华北得寸进尺，日益嚣张。
但从私的角度说，宋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
宋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光头“拔刀相见”，蒋光头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光头的政治伎俩，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光头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
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光头为一件事会记上10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1935年6月，蒋光头找了个借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ZX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宋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
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ZF，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华夏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华夏ZF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光头、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
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道：“冀察是地方政.权，受ZYZF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ZY命我尽力折冲，争取3年时间，使ZF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
并道：“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
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
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李卫东临走之时，与宋哲元促膝长谈，宋哲元方才如梦初醒，了解到日军用心险恶，也了解了南京ZYZF真正抗战的决心。
但此时为时已晚，日军5个师团10万余人，已浩浩荡荡地进入山海关，扑向华北。平津城下，战略态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
有利的战机由于29军的前后摇摆不定，已悄然从手中逝去。
等待29军官兵的，是四面被围的艰难处境和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
在说蒋光头，此时已经不再是一年前的蒋光头，抗战在他心中，已经是头等大事。
7月10日，蒋光头再下决心，就全面抗战事宜，又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军粮。
蒋光头这次是铁了心不向日本人低头，如果日本人硬要他低头，硬要华夏丧失主权，他决意拼死一战。他这么想，可华北地区的29军却背着他向日本人做了让步。7月11日下午，张自忠代表29军与日方达成了屈辱协议，不但同意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及取缔抗日团体等，还答应了日军宛平城、回龙庙不驻扎华夏军队的无理要求。
蒋光头闻讯大为震怒，痛斥29军媚日，没有骨气，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ZY核准者，无效。”
在说宋哲元这边，决心抗日的会议还没开完，日本人的进攻就开始了。
香月清司中将可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以及攻坚战专家，并且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7月25日开始的廊坊战事，即是华日两军继卢沟桥之战的扩展。
在这之前，廊坊的形势已如渐渐拉紧的弓弦。到25日，这弓弦已经绷到了顶点，此刻，箭已经不容不发。
卢沟桥战事爆发，郁愤已久的廊坊守军二二六团，连日来，擦枪磨刀，尤其得到“卢沟桥守军，以卢沟桥为坟墓，寸土不可让敌人”的消息后，全团官兵更加情绪兴奋，斗志高昂。但他们得到的是“不准先敌开火，又要寸土不失”的难于执行的命令。
前面提到，日军因国内及关东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为避免与二十九军全面冲突，由天津开往北平的增援日军，没有利用铁路，而是利用汽车运输或徒步行军。
无论利用何种行军运输方法，由天津到北平，必须经过廊坊。而廊坊要道的咽喉路口是杨村东口。
驻守在这里的守军是二二六团第二营第五连的士兵。自卢沟桥战事爆发后，五连守卫路口的士兵，眼看着日军的汽车和步行队伍掀起滚滚烟尘，大模大样地通过杨村东路口，然后又朝北平方向而去。
士兵们要求上级阻止日军通过，得到的命令仍是不准先敌开枪。后来，日军通过路口越来越频繁，甚至每天都有几次，每次日军通过，五连的士兵都向上级要求就地杀敌，但都被严令拒绝。
五连士兵气愤不过，悄悄商议，在公路上挖了个陷坑。这次恰好一辆辎重汽车经过，陷入坑内，怎么也开不出来，士兵见机会到来，在阵地兴奋地观察，等待开枪的当口。
连长杜巍还蒙在鼓里，他担心这辆车在这里呆时间长了，士兵们定会搞出名堂，一旦开枪，违反军令，自己担当不起。连长便请示团部，问如何处理。团部难以做主，又马上请示师部。当时师长张自忠在北平，师部工作由副师长李文田负责。电话等了半天，才传来副师长的命令：
“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日军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
团长崔振伦听后大吃一惊，他感到难堪，像这样一个帮助敌人打自己兄弟部队的命令，崔团长是不敢向连里传达的，他知道五连官兵必会对自己愤怒而唾骂，今后的队伍将不好指挥。
虽然，二十九军中的愚忠观念很起作用，但是红了眼的拿着枪的士兵，很可能将自己看成汉奸而开枪。但是，不传达命令，又得负违背上级命令的责任。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崔团长拖延着时间，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他得到了杜连长咬牙切齿地报告：“日军的汽车开走了！”崔团长不顾杜连长对上级不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杜连长在电话里又道：“请团长另委个连长来代替我好！”
崔团长问：“这是什么意思？”
“敌人几天来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都忍不下去了，非打不可。如果真打起来，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杜连长接着又道：“如不让我们打，就叫我们改装土匪，离开杨村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行不行？”
话分两头。日军利用公路运输辎重和部队只是权宜办法。已经卸到塘沽港口的10万吨军用物资和数万军队如何运到北平？利用北宁铁路运输，是日军绝不会放弃的办法。
1937年春天，冀察绥靖公署的日本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也就是卢沟桥事件的日方谈判代表，要求到廊坊考察。三十八师官长没有办法，只有同意樱井到廊坊检阅部队。
于是，樱井在副师长李文田的陪同下来到廊坊二二六团驻地。因樱井少佐与李文田少将副师长官衔相差悬殊，由一个将军陪同一个少佐检阅部队，在有军衔以后的军事史上，难找到第二例。
如此难题，华夏人自有华夏式的处理方式，于是，李副师长改穿便装，按当时国民ZF规定，官民制服有两种，一种是西服，结领带，另一种是民族式的制服：长袍罩马褂，西瓜皮小帽。
这种长袍马褂下肥上窄，如若平常穿着倒还宽松，如若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去检阅军队，不能不令人感到滑稽而不伦不类。但是，李副师长无可奈何，只有穿这样行头在被检阅的官兵面前出现，同时接受受检阅部队指挥官敬礼，但是副师长不能还礼，因为穿长袍马褂的还礼是作揖或叩头。副师长本人在这种场合也显得做作和别扭。樱井少佐为此倒大出风头，并且在部队面前讲了话：“华日同种同文，应该睦邻亲善，共同防共，对付欧美各国……”
可是，7月7日以后，尤其是11日以后，日方来者不再“睦邻亲善”。11日中午，二二六团团部接到万庄车站通知，道：“有日军五六名携带通讯鸽两笼，到廊坊车站去了。”
这时二二六团崔团长找旅参谋长李树人研究对策（因旅长刘振三在庐山受训，李参谋长代理旅长之职），决定请安次县廊坊公安分局局长出面交涉，同时传令官兵不准到火车站去。
6个日兵到达廊坊，下车后，局长趋前问其来意，日兵只做漫不经心地回答：来检查通讯的。并要求到市内去逛逛。局长只好耐心向他们说明，从车站到市内均被驻军隔绝，不能进去，劝他们早些回去，以免与驻军发生误会。这6个日兵大概觉得势单力孤，或是已经完成任务，不再坚持去市内，答应等有车来即回北平。日兵与局长谈完话后，立即放走了两只通讯鸽，局长派了两名公安人员一直陪同日兵等车，直到车来走了完事。
廊坊当局并不理解日兵在廊坊放通讯鸽的目的。华夏人以养狗养猴等玩物出名，如宫廷狮子狗，就是现在人称之为京巴的哈儿，洋人曾赞叹它有东方神秘色彩。另外还有沙皮狗，大五藏獒等，都是世界第一流名犬，可惜华夏人只把它们停留在玩物上。国人养鸽子的历史无法考证，估计当时也会有人赶这时髦，放着大群的鸽子，满天地飞。但在军事通讯上使用，虽然简单而有效果，当时也乏人琢磨这事儿！
以后，这类事情不断发生，特点是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当局采取随机应变对策，或选派机警能干的军官化装成公安人员，暗带短枪，随同公安分局局长与敌周旋，或派出武装便衣，将日兵秘密包围起来，以防万一。
一次，十几名武装日兵仍以检查通讯为名来到廊坊车站，下车后佯做无事，到处游逛。有一敌兵爬到电线杆上四下张望，他发现房顶上有守军哨兵，向他们瞄准作射击状，他急忙下来，咆哮如雷地向公安分局局长表示要找驻军司令抗议。说，在他们值勤之际，华夏兵为什么向他们射击。公安人员一再劝阻解释，恰开往北平的火车已经进站，日兵一面威胁一面咒骂上了火车。
7月23日傍晚，二二六团接到天津车站的紧急通知，说，“有敌人兵车一列开向北平。”这时日军兵车已离杨村只有一站，团部当即与杨村、落垡两站站长商量，是否有办法阻止敌车前进，两站均表示没有办法阻止。二二六团的任务是守备廊坊地区并阻止敌人前进。可是有上级的命令在前，既要避战，又要寸土不能资敌。打！违反军令。退，也违反军令。
外国人说华夏人没有幽默，难道这不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式的黑色幽默？
不过华夏人有华夏人的对付方法。廊坊车站站长李益三道：“我倒有办法，团长能不能为两个站长负责？”
崔团长急忙问什么办法，表示任何责任都能负。
李站长一板一眼地道：“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摸索出来个办法，当作战双方谁也惹不起的时候，一跑了之。可以叫这两个站长带着全体职工和一切工具一跑了事。”
崔团长一听，拍手叫好。而李参谋长却犹豫不决。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大事，只好请两位站长带着全体职工和工具马上撤到廊坊。果然日军兵车在杨村进不了站，火车再无法前开，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廊坊的保卫战，可能很快就要爆发，大家正如热锅蚂蚁之时，旅长刘振三，从庐山训练团赶了回来，大家有了依靠，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24日这天，日方因一时摸不清二十九军动静，松井特务机关长和武官今井武夫，去铁狮子胡同政务委员会拜访，探听华夏口气。松井以冀察当局在北平城内增兵为题，强调已有口头约定，华夏同意撤兵，催促宋哲元在数日内完成。
宋回答说，目前还没有做执行计划。日方又叮问撤兵日期。宋漫不经心地回答：“大约需一个月之后。”今井心里明白，华夏已无心撤兵。但仍做出哭笑不得的样子，一再追问：“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宋哲元索性回答：“眼下天气太热，等凉快点再办！”
松井、今井极为不快，觉得宋哲元在用漠不关心的态度，故意愚弄他们。心胸狭窄的海岛民族是忍受不了这种挑逗的。他们要发火，不过现在是没有用的。他们退了出来。动手吧！
赶快动手吧！
第二天，即25日，日驻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即川岸文治郎师团的七十七联队五井中队在廊坊与华夏军队发生冲突，大战即发。
这天下午，旅部接到北平师部的通报，有日军兵车一列向廊坊开去，令严加注意。刘振三旅长召集团长崔振伦等人研究敌情，商量对策，根据最近日军来廊坊活动情况判断，以前都属少量人数，带侦察性的活动，日军此来，必是决心占领廊坊。于是，旅长马上向师部请示机宜，以便行动。师部指示：“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旅长感到很难办，又问：“如果此着不通，下一步怎么办？”
师部没有回答。
旅长刘振三等只好根据上面指示精神去办。并把“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的指示，传达给团、营、连各级指挥官。
当时在廊坊驻军总兵力只有两个营。
1937年前，蒋光头先是忙于“JG”，后又忙于进行抗战准备，迫切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稳住日军，因而指示他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不轻言抵抗。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因为ZY的这个指示，使日军在华北得寸进尺，日益嚣张。
但从私的角度说，宋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
宋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光头“拔刀相见”，蒋光头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光头的政治伎俩，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光头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
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光头为一件事会记上10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1935年6月，蒋光头找了个借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ZX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宋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
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ZF，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华夏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华夏ZF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光头、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
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道：“冀察是地方政.权，受ZYZF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ZY命我尽力折冲，争取3年时间，使ZF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
并道：“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
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
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李卫东临走之时，与宋哲元促膝长谈，宋哲元方才如梦初醒，了解到日军用心险恶，也了解了南京ZYZF真正抗战的决心。
但此时为时已晚，日军5个师团10万余人，已浩浩荡荡地进入山海关，扑向华北。平津城下，战略态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
有利的战机由于29军的前后摇摆不定，已悄然从手中逝去。
等待29军官兵的，是四面被围的艰难处境和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
在说蒋光头，此时已经不再是一年前的蒋光头，抗战在他心中，已经是头等大事。
7月10日，蒋光头再下决心，就全面抗战事宜，又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军粮。
蒋光头这次是铁了心不向日本人低头，如果日本人硬要他低头，硬要华夏丧失主权，他决意拼死一战。他这么想，可华北地区的29军却背着他向日本人做了让步。7月11日下午，张自忠代表29军与日方达成了屈辱协议，不但同意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及取缔抗日团体等，还答应了日军宛平城、回龙庙不驻扎华夏军队的无理要求。
蒋光头闻讯大为震怒，痛斥29军媚日，没有骨气，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ZY核准者，无效。”
在说宋哲元这边，决心抗日的会议还没开完，日本人的进攻就开始了。
香月清司中将可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以及攻坚战专家，并且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7月25日开始的廊坊战事，即是华日两军继卢沟桥之战的扩展。
在这之前，廊坊的形势已如渐渐拉紧的弓弦。到25日，这弓弦已经绷到了顶点，此刻，箭已经不容不发。
卢沟桥战事爆发，郁愤已久的廊坊守军二二六团，连日来，擦枪磨刀，尤其得到“卢沟桥守军，以卢沟桥为坟墓，寸土不可让敌人”的消息后，全团官兵更加情绪兴奋，斗志高昂。但他们得到的是“不准先敌开火，又要寸土不失”的难于执行的命令。
前面提到，日军因国内及关东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为避免与二十九军全面冲突，由天津开往北平的增援日军，没有利用铁路，而是利用汽车运输或徒步行军。
无论利用何种行军运输方法，由天津到北平，必须经过廊坊。而廊坊要道的咽喉路口是杨村东口。
驻守在这里的守军是二二六团第二营第五连的士兵。自卢沟桥战事爆发后，五连守卫路口的士兵，眼看着日军的汽车和步行队伍掀起滚滚烟尘，大模大样地通过杨村东路口，然后又朝北平方向而去。
士兵们要求上级阻止日军通过，得到的命令仍是不准先敌开枪。后来，日军通过路口越来越频繁，甚至每天都有几次，每次日军通过，五连的士兵都向上级要求就地杀敌，但都被严令拒绝。
五连士兵气愤不过，悄悄商议，在公路上挖了个陷坑。这次恰好一辆辎重汽车经过，陷入坑内，怎么也开不出来，士兵见机会到来，在阵地兴奋地观察，等待开枪的当口。
连长杜巍还蒙在鼓里，他担心这辆车在这里呆时间长了，士兵们定会搞出名堂，一旦开枪，违反军令，自己担当不起。连长便请示团部，问如何处理。团部难以做主，又马上请示师部。当时师长张自忠在北平，师部工作由副师长李文田负责。电话等了半天，才传来副师长的命令：
“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日军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
团长崔振伦听后大吃一惊，他感到难堪，像这样一个帮助敌人打自己兄弟部队的命令，崔团长是不敢向连里传达的，他知道五连官兵必会对自己愤怒而唾骂，今后的队伍将不好指挥。
虽然，二十九军中的愚忠观念很起作用，但是红了眼的拿着枪的士兵，很可能将自己看成汉奸而开枪。但是，不传达命令，又得负违背上级命令的责任。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崔团长拖延着时间，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他得到了杜连长咬牙切齿地报告：“日军的汽车开走了！”崔团长不顾杜连长对上级不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杜连长在电话里又道：“请团长另委个连长来代替我好！”
崔团长问：“这是什么意思？”
“敌人几天来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都忍不下去了，非打不可。如果真打起来，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杜连长接着又道：“如不让我们打，就叫我们改装土匪，离开杨村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行不行？”
话分两头。日军利用公路运输辎重和部队只是权宜办法。已经卸到塘沽港口的10万吨军用物资和数万军队如何运到北平？利用北宁铁路运输，是日军绝不会放弃的办法。
1937年春天，冀察绥靖公署的日本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也就是卢沟桥事件的日方谈判代表，要求到廊坊考察。三十八师官长没有办法，只有同意樱井到廊坊检阅部队。
于是，樱井在副师长李文田的陪同下来到廊坊二二六团驻地。因樱井少佐与李文田少将副师长官衔相差悬殊，由一个将军陪同一个少佐检阅部队，在有军衔以后的军事史上，难找到第二例。
如此难题，华夏人自有华夏式的处理方式，于是，李副师长改穿便装，按当时国民ZF规定，官民制服有两种，一种是西服，结领带，另一种是民族式的制服：长袍罩马褂，西瓜皮小帽。
这种长袍马褂下肥上窄，如若平常穿着倒还宽松，如若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去检阅军队，不能不令人感到滑稽而不伦不类。但是，李副师长无可奈何，只有穿这样行头在被检阅的官兵面前出现，同时接受受检阅部队指挥官敬礼，但是副师长不能还礼，因为穿长袍马褂的还礼是作揖或叩头。副师长本人在这种场合也显得做作和别扭。樱井少佐为此倒大出风头，并且在部队面前讲了话：“华日同种同文，应该睦邻亲善，共同防共，对付欧美各国……”
可是，7月7日以后，尤其是11日以后，日方来者不再“睦邻亲善”。11日中午，二二六团团部接到万庄车站通知，道：“有日军五六名携带通讯鸽两笼，到廊坊车站去了。”
这时二二六团崔团长找旅参谋长李树人研究对策（因旅长刘振三在庐山受训，李参谋长代理旅长之职），决定请安次县廊坊公安分局局长出面交涉，同时传令官兵不准到火车站去。
6个日兵到达廊坊，下车后，局长趋前问其来意，日兵只做漫不经心地回答：来检查通讯的。并要求到市内去逛逛。局长只好耐心向他们说明，从车站到市内均被驻军隔绝，不能进去，劝他们早些回去，以免与驻军发生误会。这6个日兵大概觉得势单力孤，或是已经完成任务，不再坚持去市内，答应等有车来即回北平。日兵与局长谈完话后，立即放走了两只通讯鸽，局长派了两名公安人员一直陪同日兵等车，直到车来走了完事。
廊坊当局并不理解日兵在廊坊放通讯鸽的目的。华夏人以养狗养猴等玩物出名，如宫廷狮子狗，就是现在人称之为京巴的哈儿，洋人曾赞叹它有东方神秘色彩。另外还有沙皮狗，大五藏獒等，都是世界第一流名犬，可惜华夏人只把它们停留在玩物上。国人养鸽子的历史无法考证，估计当时也会有人赶这时髦，放着大群的鸽子，满天地飞。但在军事通讯上使用，虽然简单而有效果，当时也乏人琢磨这事儿！
以后，这类事情不断发生，特点是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当局采取随机应变对策，或选派机警能干的军官化装成公安人员，暗带短枪，随同公安分局局长与敌周旋，或派出武装便衣，将日兵秘密包围起来，以防万一。
一次，十几名武装日兵仍以检查通讯为名来到廊坊车站，下车后佯做无事，到处游逛。有一敌兵爬到电线杆上四下张望，他发现房顶上有守军哨兵，向他们瞄准作射击状，他急忙下来，咆哮如雷地向公安分局局长表示要找驻军司令抗议。说，在他们值勤之际，华夏兵为什么向他们射击。公安人员一再劝阻解释，恰开往北平的火车已经进站，日兵一面威胁一面咒骂上了火车。
7月23日傍晚，二二六团接到天津车站的紧急通知，说，“有敌人兵车一列开向北平。”这时日军兵车已离杨村只有一站，团部当即与杨村、落垡两站站长商量，是否有办法阻止敌车前进，两站均表示没有办法阻止。二二六团的任务是守备廊坊地区并阻止敌人前进。可是有上级的命令在前，既要避战，又要寸土不能资敌。打！违反军令。退，也违反军令。
外国人说华夏人没有幽默，难道这不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式的黑色幽默？
不过华夏人有华夏人的对付方法。廊坊车站站长李益三道：“我倒有办法，团长能不能为两个站长负责？”
崔团长急忙问什么办法，表示任何责任都能负。
李站长一板一眼地道：“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摸索出来个办法，当作战双方谁也惹不起的时候，一跑了之。可以叫这两个站长带着全体职工和一切工具一跑了事。”
崔团长一听，拍手叫好。而李参谋长却犹豫不决。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大事，只好请两位站长带着全体职工和工具马上撤到廊坊。果然日军兵车在杨村进不了站，火车再无法前开，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廊坊的保卫战，可能很快就要爆发，大家正如热锅蚂蚁之时，旅长刘振三，从庐山训练团赶了回来，大家有了依靠，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24日这天，日方因一时摸不清二十九军动静，松井特务机关长和武官今井武夫，去铁狮子胡同政务委员会拜访，探听华夏口气。松井以冀察当局在北平城内增兵为题，强调已有口头约定，华夏同意撤兵，催促宋哲元在数日内完成。
宋回答说，目前还没有做执行计划。日方又叮问撤兵日期。宋漫不经心地回答：“大约需一个月之后。”今井心里明白，华夏已无心撤兵。但仍做出哭笑不得的样子，一再追问：“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宋哲元索性回答：“眼下天气太热，等凉快点再办！”
松井、今井极为不快，觉得宋哲元在用漠不关心的态度，故意愚弄他们。心胸狭窄的海岛民族是忍受不了这种挑逗的。他们要发火，不过现在是没有用的。他们退了出来。动手吧！
赶快动手吧！
第二天，即25日，日驻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即川岸文治郎师团的七十七联队五井中队在廊坊与华夏军队发生冲突，大战即发。
这天下午，旅部接到北平师部的通报，有日军兵车一列向廊坊开去，令严加注意。刘振三旅长召集团长崔振伦等人研究敌情，商量对策，根据最近日军来廊坊活动情况判断，以前都属少量人数，带侦察性的活动，日军此来，必是决心占领廊坊。于是，旅长马上向师部请示机宜，以便行动。师部指示：“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旅长感到很难办，又问：“如果此着不通，下一步怎么办？”
师部没有回答。
旅长刘振三等只好根据上面指示精神去办。并把“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的指示，传达给团、营、连各级指挥官。
当时在廊坊驻军总兵力只有两个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