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岳派”大将，墩圩队的老乡、好友胡家塘曾当面不满地批评我说：“你又保岳中林，又保谷志瑞，是脚踩两只船。”

    我反驳他说：“岳中林和谷志瑞是一只船上的人。”

    文革后期，谷志瑞担任滁州地区地委书记，文革结束后，调中央组织部，先担任中组部档案局局长，后任中组部办公厅主任。龚毅青亦上调北京，任国家药监局局长。

    多年后我才从岳中林夫人，朱艺芳口中得知，原来谷志瑞以前是华国锋的警卫员。

    我一九七六年初调回金寨县，在深山一林场工作，日子苦不堪言。

    我谨遵“施恩莫念，受惠不忘”古训做人原则，再未与谷志瑞、龚毅青一家人联系、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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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浩劫结束后，开始改革开放，各地乡镇企业蓬勃兴起。

    天长县靠近大圹圩的一家生产一次性输液器的乡镇企业，迟迟拿不到国家药监局的批文批号，无法投入生产，他们非常着急。

    知青“难友”钱大鸟钱升阳，听说这件事情后，他来到这家企业，自告奋勇对这家乡镇企业负责人说，他能帮他们在北京，拿到这个企业生产的一次性输液器的批文批号。

    这家乡镇企业负责人对钱大鸟的话，虽然将信将疑，处于无奈，依然死马当作活马医，带着钱大鸟来到北京。

    他们来到北京后，在药监局找龚毅青局长。

    龚毅青不认识钱大鸟。

    钱大鸟对龚毅青说，他是我的好友，曾在大圹圩农场王台孜队协助我营救过谷志瑞。

    往事历历在目，龚毅青自然十分感激。她向钱大鸟打听我的消息，钱大鸟说，只知道我调回了金寨县，不知道我具体在什么单位工作，龚毅青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