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着掏出皮夹，“上次你给我一张你的名片，我还留着，你就把这个给他，然后问他要名片。”

    我只好站起来，硬着头皮走过去。

    “您、您是徐凯吗？”我递上名片。

    他停下做记录的笔，抬起头来接过去，看两眼，然后很从容地自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给我，“你好。”

    我赶紧拿着，说一句“打扰了”，就匆匆地离开。整个过程如此简单，我松口气回到雪的身边，把徐凯的名片当完成任务一样交给她。

    她看了看，又还给我，说：“好好留着，会有用的。”

    事实证明，雪的确是一个神机妙算的女孩，她的每一个举动都为以后的目的埋下伏笔。

    那年是98年，6月份的时候，世界杯开始了。

    学校里的男孩话题莫不与之相关。课间，课上，食堂，教室，走廊，甚至办公室。就连老师上课的时候也忍不住点评一两句昨天的比赛：谁谁踢了个超级臭球，真是蠢到没治了等等。

    报社那边早就派陈睫亲赴巴黎采访赛事。一方面是因为神通广大的社长正忙着和大学商量免考入学，没有时间管采访；另一方面是因为陈睫本身就在外国语学校学习小语种，虽然是西班牙语，但听说她为此特别经学校批准，由老师地狱训练式地恶补了半年多的法语，交际已不成问题。

    在一片世界杯的热潮氛围中，期末考试来了。我们没有去巴黎看球的机会，我们必须考试，考不好，得挨家长骂。

    考试刚结束，雪就立刻找到我，说她有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搞一个中学生谈世界杯的座谈会。”

    我一愣，但我知道雪从来不干心血来潮、信口雌黄的事，于是我说：“你讲来听听。”

    她仔细地分析说：“我们可以以报社的名义发起这个活动，赞助、嘉宾、场地、观众，全都是现成的。”

    我说：“你都想好了吧？赞助找谁？”

    她说：“和我们学校足球队签约的雅德企业。”

    我又问：“那嘉宾呢？”

    她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学校那支足球队呀！还有，上次不是叫你向徐凯要名片吗，他是市电视台体育栏目主持人，当嘉宾最合适。”

    我接着问：“那场地呢？”

    雪答得极顺畅：“学校的大礼堂就可以提供出来。”

    我明白了，“至于观众，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了，对吧？”

    雪点点头，“对，这也是学校在同行中出名的好机会，领导绝对会支持。”

    我沉默了一下，“可是雪，你要知道，我是记者，你不是呀。报社就算同意让我们搞这个活动，也一定会派其他记者来接替你，我不想再看你为他人做嫁衣了。”

    雪只是笑一下，“你放心，这点我都考虑不到的话，我还当什么活动发起人啊？现在首要的就是帮我在报社弄个身份。你马上打电话给你们主编，说我要毛遂自荐，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我半信半疑，给主编挂了个电话。主编倒是爽快人，他说：“你带她过来好了。”

    我带雪去主编办公室，然后在门外等她，半个小时后雪出来了，给我看一张过塑的卡片。

    “证件已经搞到了。”

    “这么快！”我惊呼。但仔细一看，她那是卡片，可以用绳子穿着挂在胸前，和我的记者本子不同。

    雪说：“我跟主编说了我的计划，他同意让我们试试。我说这计划有时效性，你必须马上给我身份，我才好去谈判，他就立刻给我办了。但不是记者证，只是特约通讯员证。”

    我管它特约不特约的通讯员，只是兀自感叹：“你真是厉害！”

    雪笑笑，“这才第一步，说实话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让你们主编同意给我身份，这不算什么。倒是赞助，我觉得比较困难，毕竟牵扯到钱。”

    我想也是，雪把这件事放在仅次于身份的第二个步骤，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没钱就是空谈的道理。好在她现在已经有了和人谈判的资格。站在街边电话亭，我们顶着烈日给雅德集团的董事长史乐正拨电话。

    雪坚持要我来打这个电话，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要锻炼。

    我抱怨：“我明明就不是这方面的料，这么重要的事你让我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