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堂天朝，富有四海，理应是地大物博，应有尽有，为什么朝廷居然会穷到了这个地步呢？

    望着账簿上那一排排触目惊心的赤字，年轻的皇帝不由得满心郁闷地长叹了一口气。

    他很清楚，这个帝国并不是没有钱——仅仅是京畿所在的繁华江南各地，家产过百万两的富豪就有至少上千户，随便拉个几十家富豪出来凑到一起，估计就能比整个国库还要阔绰得多。

    可问题是，尽管民间如此豪富，但朝廷的各项赋税就是收不上来。

    事实上，在南迁之后，朝廷的疆域虽然萎缩了不少，但天下最为富庶的江南精华之地，却仍然处于掌控之中。就算是呈现出半独立状态的川陕、两广、中原、山东这些藩镇林立之地，朝廷也依然控制着大部分地方文官的任免，各大藩镇节度使们仅仅是拥有了一支效命于私人的军队而已。只是在地方财政方面，大多数的进项都被藩镇诸侯们自收自支，上缴中央的财税数量有所萎缩罢了。

    至于更加边远的云贵、安南诸省，虽然目前确实已经是鞭长莫及、完全失控，但从理财的角度上看，这其实反倒是一件好事，等于是帮助朝廷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在过去的统一王朝时代，由于这几个省份的地方长期财政入不敷出，朝廷可是每年都要给这些地方调拨几百万两“协饷”的……

    但是，尽管帝国的疆域仍然广袤，在财政方面却实在是越来越困难了。

    总体来说，朝廷户部在每一年的常规收入，主要可以分成以下这样几块。

    第一块是田税，自从实行“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之后，向农民征收的田税，就成了朝廷最基础的收入。但问题在于，一方面，那些拥有官绅身份或爵位的大地主，大豪强，一个个良田万顷，佃户上千，占据了天下至少八九成的良田沃土，却依仗着各种特权，基本不必交税，甚至视纳税为耻辱；另一方面，那些承担赋税徭役的自耕农，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日益稀少，大部分的庄稼人都只能沦为豪门佃户……总体上看，有地的人不交税，交税的人没有地，这田税如何收得上来？

    事实上，在燕京陷落，皇室南迁之前，朝廷曾经执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官绅一体纳粮纳税”之策，哪怕激起天下士绅的抱怨，也要废除他们的免税特权，着重保障税收。

    但是，在迁都金陵之后，朝廷声威愈发衰落，而地主士绅又是王朝的基石——为了安抚地方势力，稳固住这幢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金陵小朝廷在不得已之下，只得全面恢复了那些大地主，大豪强的免税特权，以换取这些地方实力派的继续效忠……而代价么，自然就是财政上的一个又一个大窟窿。

    更要命的是，随着朝廷迁都金陵，放弃河北、中原之地，而草原蛮夷随即大肆入侵，北方各省的贵戚士绅们不由得大为惶恐，为了躲避战祸，也纷纷携家南渡，一时间宛如过江之鲫。

    这些人在南迁之后，又要四处见缝插针，安置自己的田宅家业，于是让江南地区本来就很严重的土地兼并状况，就此进一步雪上加霜——没过几年功夫，江南的自耕农已经成了珍稀动物，朝廷的税源更是枯竭得不能再枯竭。纵然加上外地藩镇的上缴税款，朝廷每年的田税收入也只剩下了二三十万两银子而已。

    因此，虽然康德皇帝非常清楚，只要恢复官绅一体纳粮纳税的政策，所有的财政问题立即就能迎刃而解，但他实在是没有跟全天下所有地主土豪一起为敌的勇气，不得不将这一帖猛药给丢到脑后去了。

    第二块是商税，在南迁之前，朝廷的田税还算充足，故而对商税有些流于形式。等到南迁之后，田税枯竭，朝廷不得不狠下心来，设立了厘金局，到处广设关卡，征收通行税（厘金），由于南方商贸发达，货物流通繁忙，最初倒也收入颇丰……只是跟前一项田税的情况颇为相仿，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豪强士绅，还有京中的皇亲国戚，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办法挖朝廷的墙根，先后软磨硬泡地获得了各种免税特权，不再缴纳厘金。而朝廷势力中衰的实际状况，又使得一切强硬策略都无法施行……

    结果，到了如今这年头，天下就出现了这样一副无厘头的怪现象——在那些藩镇诸侯的领地，由于节度使们手握重兵六亲不认，厘金还能基本顺利征收，但也导致了百业凋敝、市井萧条。而到了朝廷治下，由于各方关系网实在太复杂，厘金局的征税日益困难，上缴税款逐年滑坡。虽然因为这样“自由”的氛围，导致了商业的繁荣发达，处处一派兴旺景象，可朝廷却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好处

    第三块是盐税和矿税，这本来是天下有数的两大暴利产业，但由于制度的缺失，朝廷一直是用包税人代理的形式，把盐场和矿山都承包给了那些大盐商、大矿主，每一年上缴给朝廷的款项，都早已明确规定，很难大幅度加征，而且如今普遍都已经“预征”到了七八年之后，实在是没法再往上加了。

    ——倒不是说，那些依靠垄断生意，一直肥得流油的盐商、矿主们会缴纳不起这点小钱，而是有本事承包到这些金饭碗的家伙，个个都在朝中有后台，绝大部分索性就是王公大臣、后妃外戚的家人。所以，朝廷若是要加征盐税和矿税，就等于是在动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的腰包……

    基本上，只要皇帝稍微露出一点这方面的风声，马上就会有无数“甘犯龙颜”的“诤臣”跳出来，慷慨激昂地“为民请命”。然后就是整个朝廷上下一起发动，文诛笔伐，内外夹攻，还有走后门游说，外加大批后宫嫔妃吹枕头风……直到逼得皇帝只能把这番小心思重新咽回肚子里。

    最后一块是关税，由于康德皇帝严重怀疑自家朝臣的职业操守，所以各地的海关都由宫中太监执掌，近年来收益一直不错，上缴税额屡创新高，也堵住了那些斥责他“宠信阉竖”的清流的嘴……但这毕竟只是一项补充而已，没法指望着光靠它来养活整个朝廷。

    仔细盘算了一下自己这点儿可怜的家底之后，年轻的皇帝只得无奈地闭上了眼睛，默默地哀叹自嘲——去年的朝廷财政已经站在了悬崖边缘，而今年的财政状况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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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类似于这样的财政困境，朝廷在以前也不是没有遇上过。

    二十多年之前，大金朝廷的版图还算完整，草原上的图坎汗国也只是刚刚开始南侵，尚未取得突破。然而，那一笔笔浩大至极的军费开支，就已经让当时的朝廷不堪重负，连首都卫戍部队都断饷了。

    幸好，那年头的朝廷还有肥羊可宰——各地的佛门寺院，借助出家人免税免役的特权，一面大批剃度俗人皈依，导致僧尼数量急剧膨胀；一面又阴*各地贫农乃至富户携田土产业挂名其下，历年来积累了无数财富，却让朝廷的税源大幅度流失，收入日益减少。

    为了挽回财政和边防的崩溃，获取新的财源、兵员和劳动力，朝廷决心从一直不肯缴税服役的佛教寺院手中夺回田地与人口。起初还算客客气气的和平协商，不料却被各地佛寺傲慢拒绝，许多佛教徒看到朝廷式微，甚至打起了建立“地上佛国”的旗号，由和尚们带领着公然造反。

    对此，朝廷愤而颁布了极为严酷的灭佛令，甚至不惜打上一场艰苦的内战，在数年时间之内，先后动用上百万正规军队，攻破并捣毁佛寺数十万间，强行收回佛田数百万顷，强迫僧尼近千万人还俗，杀死不肯背弃信仰的顽固佛教徒五百余万人……幸好佛门实在是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发动起来的信徒更是乌合之众，就算影响力再怎么广泛，终究还是赢不过国家机器。

    而老皇帝又依靠天子龙气和王朝祖灵之威，驱使天庭发动神战，一举将六百多位罗汉、菩萨、尊者打得彻底陨落毁灭，连佛陀释迦牟尼的本尊也被反复击毙数十次之多，终于刨掉了佛门在中原的深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