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您看我身强力壮的，怎么一天只给六个工分呀？”大葱找到小队队长诉起苦来。

　　“你还是个小孩，整个大队都是这样，有的还只给五个工分呢。”小队长认为大葱还未成年，只好按规矩办事。

　　“不是说同工同酬吗？我干活不比八分九分的差，不信就比试比试。”大葱不听解释，执意要求小队长给自己涨点工分。

　　“这个我晓得，那我们再研究研究吧。”小队长被缠得没有办法，给了对方一个活话，也就是说没有把话说死。

　　“感谢大叔了。”大葱心头涌起一片希望，高兴得想给小队长鞠躬。

　　工分是农业生产队计算劳动量的一种酬码，附着了劳动报酬，既相当于工资，又比工资多了一些功能。工分越多，不仅分配到的钱越多，还能越多的分配到粮食、棉花、柴草、食油等生活必需品。当然，这些生活必需品主要以人头来配发，以工分来配发只是一种补充而已。给付工分的方法也有些讲究，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若能犁田耙地、抬农业机械、扛重型农具，也就是说什么农活都能干的，每干一天活记十个工分。青壮年女性劳动力，能参加水利建设的，则记九个工分。其余的人，参照这个标准，再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决定每个人每天的记分数额，有记八分的、七分的不等。

　　大葱知道，在一起毕业的四个人中，自己与螺丝、腱子一样，干一天农活都是记六个工分，而牡丹更少，只记五个工分。

　　即便是记了满分十个工分，也值不了多少钱。在这座小镇，人多地少，每年把收入的钱和开支的钱相抵，每十个工分在风调雨顺的年份能值八角钱左右，若是遇上旱灾、洪灾或虫灾的年份，只能值五角多钱。不过，大队、小队都留有一定的公积金和互助金，对有特殊困难的家庭可以预支款项或给予救助。

　　各个生产小队都以种植水稻、小麦、棉花为主，其中水稻一年可种两季。收获的农产品除按照标准，留足每个农户的生活必需之外，其余的则及时地交售给粮棉收购部门。人们非常纯朴善良，总是把最优最好的上交给国家，把差的次的留给自己。

　　每家按照人头能分到一块自留地，主要是种植蔬菜，以供自家食用，吃不完的，可拿到集市上卖钱。人们还可以养些鸡、鸭、牲猪之类，另外增加一份收入。

　　算得上贫困大户的是大葱家。他的祖母六十多岁，身患疾病，长年瘫痪在床。还有三个弟妹上学，全都处在吃涨饭的阶段。全家七口人，完全依靠父母挣的几个工分来支撑，自然显得捉襟见肘，潦倒不堪。

　　早在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大葱就准备象其它大多数孩子一样，回家种田，帮父母一把，最起码也能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可他的班主任没放过他，认为他聪明过人，悟性超群，是块读书的料，有着很美好的前景。于是三番五次地上门劝说，这才让他的父母动了心，也让他的内心多了份期盼和憧憬。

　　果然不负众望，大葱读高中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虽然当时的人们并不很看重这些，但他依然觉得自豪。学生嘛，就应当以学为主。不少同学也挺佩服他的，有的还产生了疑惑和好奇。平时学习没见他多么刻苦，课堂听课也没见他多么专心，有时还看些杂书，按老师的说法是思想开了小差，却为什么每次考试都能取得骄人的成绩呢？其实，他的功夫用在了时差上，永远走在课堂的前面，走在老师的前面。别人的新课就是他脑海里的旧课，因为他提前预览了所有科目的新课内容，对弄不懂弄不通的留下问号，听课时只要解决疑难问题就行。或许这就是他学习的秘诀。

　　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干活，当地人叫作能干人。父亲块头大，他遗传了这种基因，身材高大魁梧，有把子力气。由于他是家里的长子，从小时起就帮着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先是照看弟弟妹妹，后是到自留地浇水种菜，再后来就是为家里挑水担柴、伺候老人，节假日的时候还下地干些农活，挣点工分。总的来说是能做尽做，应做尽做。他还善于琢磨，从不为了做事而做事，而是首先要探究做事的目的、做事的诀窍，避免重复劳动、避免无效劳动，让自己使上巧劲、使上心劲，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

　　现实很残酷。他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一时也难以解决家庭目前的困境。

　　太阳落山了，大葱拖着疲乏的步伐下工回家。

　　弟弟小四上吐下泻、头痛发热，病了两天。他睁开眼，有气无力地对母亲说，“大，我想吃煮鸡蛋。”当地人把母亲称为“大”，把父亲称为“父”。当然也有少数学着城里人把父母称为爸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