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全都放了暑假。小学教师的集训在镇上的初中举办。离镇较远的教师必须住校，离镇较近的教师可以“走读”。牡丹及其本大队的全部教师自然是后者。

　　牡丹虽然有些书本知识，可是如何备课、如何授课？怎样引导学生、怎样带好学生？等等，等等，那可是一门大学问，她觉得还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教书育人可以在实践中去摸索、去磨练。她眼下最头疼的是被支书的儿子王功成给缠上了。

　　功成已过二十二岁，从十七、八岁开始相亲，至今不下二十次，不是他瞧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他，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在农村，象他这般年龄的人，大都已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了。因而他父母着急，他自己更是焦灼不安。

　　前些年，还在他上高中时，大队的一名语文老师进城当了工人，他没来得及毕业就急急迫迫地抢补了这个缺。他家庭条件不错，也自认是佼佼者，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心仪的对象呢？他想还是因为自己在长相上有点小小的缺陷而已。

　　少儿时期，他喜欢与小朋友们在田间地头、街里街外漫山遍野地玩耍，盛夏也不例外。那一年酷暑难耐，毒热发作，在他的右太阳穴上，突然长了一个脓疱，而且越长越大，一发不可收拾。父母挺忙，顾不上送他上医院。祖父则按照传统的土方予以治疗。每天摘两片桑树叶或蛾眉豆叶，捏成团放在手掌心轻轻揉搓，等到叶子湿润出水时，就展开来贴在他的患处之上。这种方法的确能减轻或缓解痛苦，却也留下了后患。到了冬天，他的脓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大块丑陋的疤痕，而且永远难以磨灭。

　　起先，他把头部右侧的头发蓄得老长老长，疤痕倒是全部遮住了，却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不仅难看，还有欲盖弥彰之嫌。后来，他干脆把长发剪一点，把疤痕盖一点露一点，反而觉得比较理想，并不怎么碍眼。

　　不过，这些已不再特别重要。在他看来，牡丹肯来参加集训，就说明她愿意成为自己的恋人。这样的结果，与其说让他异常兴奋，倒不如说让他欣喜若狂。那一夜，他睡着了，又笑醒了，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也最幸福的人。

　　自此之后，他每天都要把头梳得光光的，头发干涩的时候还会抹点食用油，再就是把皮鞋擦得亮亮的，穿上一套发飚的军服，站在镜子前左瞧右看，上下打量，如同爱打扮的女人一样，觉得满意了才出门。

　　发飚就是现在说的炫酷。那个年代特别看重军服，能够拥有一套、哪怕是一件军服都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他却有两套，可以交替着穿。一套是海军式样的，上身是蓝白条纹相间的长袖汗衫，下身则是蓝色的长裤。另一套则是陆军式样的，上面是白色的短袖衬衫，下面则是绿色的长裤。

　　早早地吃过早饭，功成就去邀牡丹一起听课。不想与他同往。牡丹叫他先去，说自己吃完饭就来。他哪肯罢休，说我给你买早点。生拉硬拽地把她拖出了门。她对他授受不亲、不避忌讳的举动十分反感，使劲挣脱手臂，嗔嗔而又无奈地跟在身后。

　　镇上的集市热闹非凡，全公社的农副产品大都在此交易。旁边有一家大众食堂，早点主要是油条、馒头、稀饭，偶尔还有肉包子、猪油煎饼、豆腐脑之类。赶集的人们做完买卖，可到食堂饱饱口福之欲。当然是自掏腰包，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早）餐。

　　这天刚好有猪油煎饼，一角钱一个。功成掏出五角的纸币，买了两个，交到牡丹的手上。略略等了一会，他便很不耐烦地对服务员吼道，“找钱呀！慢腾腾的。”服务员好象并没见怪，满脸堆笑地递过三角钱来，“对不起，太忙了。”“我看你就是想贪污！”他还不依不饶了。服务员也是年轻人，血气方刚，“嘴这么臭，赶紧回家洗洗，莫脏了你媳妇。”被全大队尊为太子的人哪受得了这样的侮辱，便充起了老子、骂起了娘，甚至想挥拳击打对方，引来了一大群人围观。牡丹觉得不堪入目，也不堪入耳，拉了一下他的衣角，难堪地逃了出去。他这才偃旗息鼓，悻悻地离开。

　　听完课，功成又执意要陪牡丹回家。

　　“林老师的课讲得真好！”牡丹有感而发。那由浅入深、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诙谐幽默、生动活泼的教学语言，旁征博引、思维缜密的教学模式，都令她着迷，也大受教益。

　　“哼！他就是个猪脑壳，只会纸上谈兵。”功成轻蔑地一笑，然后又患上了吹牛皮的老毛病，“你还不真正了解我，我不仅能文，还能武呢。”

　　她也“哼”了一声，不屑地看了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