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杜撰《同窗的你》，从开头到边写边修改，以至于全篇结束。起来坐下的总共不过四回，总计花费时间也不过五天吧。贴出来后，我打开网页，叫过来妻子，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

    事后，她说道：“你小说不如短文写得好，和流水账一样，太白了！再说文不对题，你究竟想说明什么意思啊？”

    以往每次写罢注明“小说”的文字，她一般也会如此评价一番。但随后会指出：XXX是谁，XXX又是谁。但这一次她只问了一句：“夏蕾是谁？”

    面对妻子的问询，我皱着眉头，苦笑地摇了摇头，没有作答。

    喜褒恶贬，如同贪生怕死一样，都是人之常性，我也依然。似乎在表白自己写东西快，并不是暗示我有写作天赋，或者刻意显示自我格外的聪明；而是旨在强调，通过长期的磨练，任何人都不难达到这样的结果，特别是对于挤压心脑许久的东西，书写起来可以格外的神速。

    除了初中开始坚持写日记外，十年内科医生的经历，是我写作成型的根本因由。

    当临床大夫时，尤其在我服务的医院里，病员出出进进是十分频繁的事情。加之，身处改革时代，仅病历书写制度中要求“规范化”这一点上，有时每天要书写三四个病人的入院纪录和首次病程等等。

    询问病史、观察病情、诊断病症……这是医生的基本工作内容。而把所做工作能够再现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文字记录了。依此，作为治疗依据、传达医疗信息、化解医患分歧或传承职能技艺。

    写《同窗的你》源于年初二时，同学已约好了初六聚会，但等我从外地赶回来时，却惊闻好友的父亲突然去世了。

    人到中年，除了眼见着孩子一天一天长大，再者就是父辈的老弱病逝。尽管从身体到精力，尤其和从小长大的朋友们凑在一起时，我们依旧像孩子样的打闹嬉戏和胡言乱语。但是，直面死亡和光阴不再的那一刻，中年人之心情，相较青少年而言，确实有着截然不同的滋味和惶恐。

    小说中的聂浩是地方方言“你好”的谐音，他浓缩了我四五个朋友的影子。其中出国的那一位，在回国时，我们曾如小说中一模一样的相聚过。不过，究竟他在国外的事业进展如何？对此，我今天依然不想直说，用他自己的话讲：“人活着很简单，但活得有心气、尊严和价值，在哪儿都不容易。”

    的确，多少人在外面时想着回来，但回来后却又想着再出去。这是为什么？我想其中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现今工作和生活的周围环境中，有许多非一人努力就能转变的无可奈何。那么，这些无可奈何的内容和形式又是些什么呢？对此，我自己至今也尚且没有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另外，不同的人，源于各自理想和要求的东西不同，在感觉和认识上也一定会有千差万别。

    因学医出身，对于医疗行当的内幕，总是更加心知肚明些。在“非典”以前，各种医疗纠纷几乎成了新闻传媒的重头戏，不但医护工作的神圣性受到了公众的非难和质疑，而且医疗服务的大环境也变得纠结和纷扰。但在“非典”中间，尤其是之后，一时间媒体像是“翻了个筋斗”，仿佛过去的问题也一下子全解决了，“白衣天使”圣洁如初，医疗战线一片光明。事实又是如何呢？“非典”是否有如此神奇的魅力和功德？这种宣传形式的转变依据何来？这一切究竟合情合理还是合理合情？

    一个中年人如果始终保持着青春年少时的活力和激情。这的确是件极其难能可贵的事象。但若社会生活中，一个中年人始终像低龄化的人儿一模一样的，在做人做事上“老不着调”“冒冒失失”。那么，视其为有个性，则是特宽容的态度；视其为“长不大的孩子”，没文化素养，或说弱智。类似这样的一些说法，也不无道理。同样的，一个社会或直言一个国家，如果总是“风”一阵“雨”一阵，或像老百姓的说法“狗”一会儿“猫”一会儿的；再加上某些举动与作为，总像天气预报一样的没个“准劲”。毋庸讳言，面对如此现象和问题，也确实就有人在想：“如此诸多滑稽、奇葩的洋洋大观，这里面究竟单纯只是智商方面的因素呢？抑或大政方针或制度策略上出了什么问题吧？”

    《同窗的你》只是叙述、叙述、叙述，还是叙述而已。事实如此与否，真实再现也罢，都见仁见智去吧！我所努力要做得，就是尽可能去叙述明白。其实，仅就“叙述明白”这一点上，我至今仍感觉十分吃力，远非当初想象得那么简单和容易。

    (2004/2/17草，2006年11月修，2014年9月整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