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旻突然问道：“刘子台今何在？”

    刘子台便是刚被孙策打败不久的前庐江太守刘勋。

    前文提过，此君之女，或是《孔雀东南飞》中女主角刘兰芝的原型。

    虽然这首诗此时尚未…啊呸！无耻的剽窃犯赵旻！

    伏雅明显跟不上赵旻这跳跃性极强的思维。

    其人错愕，失声惊呼道：“卫将军何以得知，家父已暗中与刘府君秘议？”

    赵旻装那啥成功，拈着颌下短须笑道：“令尊屯骑校尉与刘子台有旧，值此拯救天子之良机，其二人定有密谋。”

    大汉宗室刘勋与邑人，也就是其人老乡伏完，确实有些渊源和旧情。

    然而…此事极为隐秘，便连曹操，也对此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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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伏雅对赵旻佩服到五体投地。

    当然，臧霸、陈登和步骘，则对此不以为异。

    主公乃神人也，得知此事不足为奇。

    伏雅震惊到无以复加，只好抱拳坦诚道：“某实不知家父与刘府君秘议何事。但秘议后，家父便遣某至琅琊召集部曲，协助卫将军伐曹。”

    赵旻已经可以肯定：伏雅的脑子…啊呸！伏雅心思单纯，不适合从政。

    但伏完又宠爱伏雅。

    所以，伏完才会派这厮过来结个善缘。

    至此，赵旻虽只问了三个问题，但已通过这藏不住话的伏雅，了解到了许都如今的概况。

    由荀彧提出、曹操完善的步卒骑马奇袭之计，为何让赵旻、鲁肃如临大敌？又为何让算无遗策的荀攸都大为赞赏呢？

    因为汉末三国，或者准确来说，在两宋之前的冷兵器时代，行军时几乎都是人甲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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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在行军途中，绝大多数兵士是轻装徒步，不披甲胄。甲胄一般放在“车”中，临阵之前才会穿戴。

    关于这一点，在陈寿先生的《三国志》中记载甚多，绝非孤例。

    由此可知，此事是惯例。

    因此，行军时“人甲分离”的情况，也就为大量的“邀击”行为（半途截击）创造了机会。甚至可能出现仓促临阵时，因甲胄置于车中，导致兵士不得不“轻装突击”的案例。

    “无甲行军”固然危险，但也有其因由。推而论之，大抵可以归因如下。其一是减少对体能的损耗，其二是减少对物资（尤其是鞋袜）的损耗。

    在我们的固有认知中，古代军队出征，既然肩负作战任务，无论是行军还是临阵，似乎都应该顶盔掼甲。

    但实际操作中，行军时大多兵士都是“轻装”状态，甚至进入战区之后亦如此。

    建安十二年（207）征讨辽西乌丸时，曹操先锋“卒与虏遇”（仓促临阵），将士“被甲者少、而车重在后”。

    卒与虏遇，（虏）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魏书武帝纪》

    可知行军途中，甲胄是放置在“车重”（兵车辎重）当中。士兵只穿戎服（即军装），徒步行军，以节省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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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远征塞北，是为了剿灭袁尚兄弟的残余势力。而二袁勾结乌丸，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魏书武帝纪》

    实际自出卢龙塞起，鲜卑、乌丸与袁氏余党便随时可能出现，曹军却依然“轻装徒步、甲置车中”。可见这种习俗（或制度）有其必然性。

    虽然此役靠着曹纯、张辽的奋勇冲击，斩杀敌酋（辽西单于蹋顿）而大获全胜。但实际战况是相当危险的。

    （张辽）从征袁尚于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魏书张辽传》

    顺嘴提一句，如此险些让曹老板“薨”掉的妙计，正是郭嘉所献。

    曹老板回许都后向当时的反对者们深深致歉…这点前文提过，不再赘述。

    而从曹纯、张辽“纵兵奋击”的记载中，也可看到，少量精锐骑兵部队，应该是时刻“被甲胄”的。这种具装骑兵队，主要负责保护主帅；曹老板遣之出击，可见战况凶险到无以复加，惟有孤注一掷。

    云某之灵感，便来源于此。

    建安二年（197）张绣初降。曹操纳绣叔母，又勾结张绣侍卫（胡车儿），阴怀奸计。绣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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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绣变乱前夜，谎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

    （张）绣降，用贾诩计，乞徙军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绣又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傅子》

    可知“车”平日确实有“装载甲胄”的功能，而张绣以“车少而重”（存储空间不足）的理由，使部曲披甲，一举破曹。

    侧面也可看出，进驻宛县以后，执勤站岗的曹军士兵应该是不披甲的。因此张绣才能一击得手。

    此事前文也提过，曹老板根本不想纳降，他就是想杀张绣，此处同样不再赘述。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征调关中军民赴汉中助战，结果激起变乱。彼时关中护军（即监军）赵俨，正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外，听闻叛乱四起，惊得“被甲持兵、不复自安”。

    （赵）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魏书赵俨传》

    可见在行军途中，士兵不仅不披甲，恐怕连刀杖都放在车中，很可能是“空手徒步”。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三国志》记载中，经常有靠着“邀击”（半途截杀）以弱胜强的案例。毕竟拳头再硬，也硬不过钢铁，腿脚再快，也快不过战马。

    行军途中的军队，既无甲胄、又无兵器，无异俎上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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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行军不穿戴甲胄？（胄指的是头盔、兜鍪）

    首先，是为了节省体能。

    三国的甲胄，大抵沿袭自两汉。从“形制”上说，有玄甲、襦甲、筩袖甲、裲裆甲与盆领甲。

    注：关于三国甲胄形制，我之前曾单独撰写文章并配以实物复原图，本文便不再展开。

    但从“甲片连缀方式”上说，以上诸多铠甲，实际都是“札甲”或“鳞甲”，即将甲片叠压连缀。因此，单位面积的装甲，实际体积更大，质量更重，穿戴起来也更费体力。

    链甲流行于中亚与欧洲，板甲出现的时间则极晚（具装板甲的成熟大约在十六世纪以后，相当于我国明清时期）。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间，所用的都是札甲或鳞甲。即使像明清时代的棉甲，也是外罩棉布、内层连缀铁片、外层以铜泡钉加以固定，实际是“包覆棉布的札甲”。

    因此，穿着如此笨重的甲胄，如果要长距离徒步行军，对体能无疑是巨大考验。

    遑论当时连兵卒都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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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赵俨传》的记载来看，士兵行军时，不仅无甲，连刀戟都扔在辎重车里。完全是空手徒步，节省体能。

    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魏书赵俨传》

    须知赵俨的部队仅有一百五十人，便已如此懈怠；推而广之，情况应该更坏。

    其次是为了减少对鞋袜的磨损。要知道元代黄道婆改进纺织机后，棉布才正式推广开来。汉末有没有棉花都存疑。

    虽然三国的“鞋”种类繁多，有木尺鞋（屐）、木底鞋（舄）、长筒鞋（靴）、丝麻鞋（剑履及朝的履）等，实际上述鞋款，都是贵族的专享。比如“靴”是官员的专利，而“舄”（木屐）则是帝王的禁脔。

    真正能够量产并普及的，就是草鞋。一般称作“屦”或“屩”，南方则戏称为“粗”。

    屩，草屦也。出行着之，屩屩轻便，因以为名也。--《释名》

    粗者，麻枲杂履之名也。南楚、江、淮之间，通谓之粗。--颜师古注《急就篇》

    以农业文明的生产力来看，普及草鞋已然不易，布袜就更别想了。在赤足的情况下，如果上半身负重过大（披甲），无疑会加速对草鞋的损耗，甚至有可能磨损脚掌、导致感染死亡甚至爆发瘟疫。

    更为不幸的是，在当时的生产力限制下，即使披甲，也不是每个士兵都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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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是古代的军用物资，手工打制的盔甲则更加稀缺；不可能浪费在“羸兵”或“弱卒”身上。绝大多数兵士，连负重的机会都不会有，就是穿一身粗麻编织的戎服（即军装），被送到前线当炮灰。

    古代骑兵相当于现代的装甲部队，虎豹骑更是百里挑一（见《曹纯传》），不仅高大魁梧，还可以经常享受肉食（见《张辽传》）。

    因此具装骑兵，也就成为左右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力量。

    （曹）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王沈《魏书》

    （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魏书张辽传》

    曹纯麾下的“虎豹骑”，翻译过来，其实就是重装骑兵部队。

    骑兵有骑乘（通常一人不止一马），体能消耗大大降低，自然可以长期披甲。步兵靠双腿，因此连刀杖都得放在辎重车里。

    步卒不是不想披戴甲胄，而是受制于太多因素而不能如此。

    步卒骑马，便完美解决此问题。

    所以，诸位大大现在清楚，为何赵旻压力山大而曹军喜气洋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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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刘勋之事，咱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