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先主传》赞语处称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结合糜竺、黄权、诸葛亮的相关记载，确实很容易认为蜀汉存在“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的和谐氛围。

    （刘备）举国讬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蜀书先主传》

    不过陈寿在夸奖刘备的同时，又表示刘备的行事作派“盖有高祖之风”。而刘邦诛戮异姓功臣乃是人所共知的公案，可知陈寿在赞语的表象之下，也暗含了言外之意。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蜀书先主传》

    结合《蜀书》诸列传的记载，可知刘备厚待臣僚，除了个人性格使然之外，更多是出于外部的环境约束。

    陈寿惯用春秋笔法，他之所以将刘备比作汉高祖，实际是暗藏玄机。

    汉高祖厚待功臣不假，但他也习惯于卸磨杀驴。

    与刘邦共定天下的异姓诸侯王中，只有长沙王吴芮因实力弱小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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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诸侯或死或囚，无一善终。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汉书卷三十四》赞语

    除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佐命元勋死于非命，连刘邦的女婿张敖都险些被杀。

    考《史记》、《汉书》，可知上述人物都曾受过刘邦的特别礼遇，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刘邦之女，张敖之妻）故，不宜有此。上（指刘邦）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乃女乎！”--《汉书张耳传-附传》

    （英布）出就舍，张御食饮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汉书英布传》

    由此可见所谓的“高祖之风”，并非简单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也含有“诛戮功臣”的凛凛杀机。

    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廿四史札记》

    刘邦如此，刘备亦然。读者往往看到刘备对糜竺的恩遇、对黄权的厚待；却习惯性忽略刘备诛杀张裕、雍茂时的刚愎猜忍，更极少着眼于刘备“礼贤下士”时的历史背景。

    需要特别注意，刘备礼贤下士，无一例外都在式微之际。无论是与田豫、赵云诚心相交，还是宽慰糜竺“兄弟罪不相及”，抑或赦免黄权、孟达等叛将子孙，均是在蜀汉处于劣势的历史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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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刘备的弘毅宽厚，更多是一种战略性的安抚举动，服务于统战工作需要。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刘备无法彻底清算叛臣，因为这样势必导致蜀汉局势进一步恶化。

    反过来说，一旦刘备得志，他往往会任心而行。取汉中后（219）杀张裕、杀雍茂，称帝之后（221）空国东征，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一言蔽之，刘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外部环境宽松，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大；外部环境紧张，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小。

    由于刘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逆境，所以能够“任心而行”的机会也便相对较少。也正源于此，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宽厚长者形象。

    这种“矫情忍性”的作风，乃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不独刘邦、刘备所有；秦始皇亦然。

    其近臣尉缭，便曾称“秦王为人，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可见即使凶暴如赵政，在劣势局面下也懂得伏低做小的道理。

    秦国重臣尉缭，是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东汉陈留，后世开封）尉氏县人，以地为氏，疑似《尉缭子》作者。

    其人之言，可信度极高。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始皇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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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不宜将刘备的宽厚表现，简单归结于他的个人性格。

    更合理的作法，是把刘备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结合历史背景来分析其行为逻辑。

    我们先来看看刘备刚愎的一面。

    刘备早期以“武勇”著称，也有过“怒鞭督邮”的血性过往，还因为“反复无常”而被吕布集团所讥诮。可知其人性格颇为多面，绝非简单的宽厚长者。

    平原刘子平知（刘）备有武勇。--《典略》

    诸将谓（吕）布曰：“（刘）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英雄记》

    诚如前文所述，刘备的行为逻辑与常人无异，主要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因此在得志之时，往往表现出刚愎自用的倾向。

    以下谨就张裕与雍茂的案例，论述刘备阴刻猜忍的一面。

    张裕是刘璋旧臣，曾于座上讥笑刘备“无须”（即没胡子），因此刘备“尝衔其不逊”，认为张裕对自己缺乏尊重。

    先主无须，故（张）裕以此及之。先主常衔（指怀恨）其不逊。--《蜀书周群传-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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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鉴于彼时川蜀初定，刘备也就没有对张裕下手。然而随着刘备攻陷汉中，张裕的生命也便走到尽头。

    张裕的具体卒年史书无载，按《周群传》的记载推断，当为建安二十四年（219）。

    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谏争汉中不验”。按汉中在建安二十四年（219）为刘备所得，因此张裕的谏阻之言才会显得“不验”，可知张裕之死，当在此年。

    （刘备）忿其漏言，乃显（张）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蜀书周群传-附传》

    虽然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争汉中不验”，但彼时人尽皆知，张裕之死，实出于他与刘备的口角宿怨。

    因为谏阻征汉中者远非张裕一人。周群亦曾谏阻，但不仅没有受罚，反而被刘备加官进爵。甚至连诸葛亮都对征伐汉中的计划持怀疑态度（见《杨洪传》），可知谏阻征汉中者为数不少。

    （刘备）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没不还，悉如（周）群言。于是举群茂才。--《蜀书周群传》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蜀书杨洪传》

    张裕死于刘备攻陷汉中之后（219），而占据汉中又代表着刘备的功业达到巅峰。在此背景下，刘备将诛杀张裕形容为“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其刚愎心态可见一斑。

    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锄）。”（张）裕遂弃市。--《蜀书周群传-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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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雍茂。

    刘备僭号汉中王时（219），其主簿雍茂曾劝谏刘备暂缓称王，因为基业规模尚浅，急于为自己加官进爵有可能起到相反效果。

    （刘）备锐意欲即真（汉中王），（刘）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零陵先贤传》

    刘备闻言怀恨在心，找借口杀死了雍茂，因此“远人不复至矣”，大失人心。

    彼时与雍茂共同劝谏的还有刘巴。雍茂死后，刘巴“惧见猜嫌，恭默守静”，乃至“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明显被惊吓得不轻。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刘巴）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蜀书刘巴传》

    张裕、雍茂皆死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即刘备称汉中王的同年。

    可知刘备在事业鼎盛时期，表现出了极大的桀骜色彩，甚至隐隐有了滥杀忠良的苗头。

    可见无论是仁君还是暴君，其实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刘备对叛臣宽厚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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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汉臣僚中，糜芳、黄权、孟达等叛将及其家属，曾被刘备赦免、乃至“崇待如初”。

    这种宽厚的行为引来后世史家的交口称赞。

    但在赞许刘备的胸襟之外，更需要注意到彼时的历史背景。

    先看糜竺：

    糜芳降吴（219）导致荆州沦陷，滞留当地的州郡吏员也纷纷变节出走。

    按孟达的话说，便是“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

    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孟达辞先主表》

    举例而论，关羽主簿廖化先降吴，后归蜀。刘备非但没有谴责，反而给廖化加官进爵。

    照此记载看，即使像廖化这种“反正”的贰臣，也是屈指可数的个例，侧面佐证了荆州当时的恶劣局面。

    （关）羽败，（廖化）属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时人谓为信然，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会先主东征，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蜀书廖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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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时糜芳已经叛入东吴，即使杀死其兄糜竺也于事无补。

    更何况糜竺是刘备的恩主，也是蜀汉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杀害糜竺无疑会让追随刘备的旧人寒心。

    因此刘备宽慰糜竺，实是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

    再看孟达：

    孟达出走（220）导致东三县（上庸、西城、房陵）沦陷，滞留当地的臣僚，如申耽兄弟也纷纷投靠曹魏（见《刘封传》），进一步缩减了蜀汉的地盘。

    在此背景下，即使杀死孟达的家属也无济于事。χιè

    更何况孟达出身扶风，属于益州政权中“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

    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人也……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蜀书法正传》

    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华阳国志》

    这一集团中，除了孟达之外，还有法正、李严、刘巴等诸多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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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彼时（220）法正已死，但李严等人尚在；一旦严惩孟达，势必导致东州人离心离德，因此也不得不赦免孟达后裔。

    孟达之子孟兴，甚至还能在蜀汉出仕为官，直至蜀汉灭亡（263）。

    （孟）达子（孟）兴为议督军，是岁徙还扶风。--裴松之

    不仅刘备如此，诸葛亮亦然。武侯秉政期间（223-234），不仅厚待孟达的家属，还屡次与孟达遣使通好、乃至互赠礼物。

    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孟）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战略》

    李严亦致信孟达，希望孟达“反正归蜀”，可知这种绥靖政策背后有其必然原因。

    （李）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蜀书李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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