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潮回到单位，本来在家调养得平静如常的心态再一次被好事儿的人搅起好似山雨欲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那么几个好搅事儿的人，他们不光喜欢看热闹，还喜欢平地造波澜，他们不喜欢平静，就喜欢让世界离不开他们。如果我们把好看热闹的人叫做无明众生、平头百姓，那就把好搅事儿的人叫做不散的鬼魂，叫搅屎棍。张海潮对眼前这个搅事儿的人有印象，但因为身边没有什么事端，所以从未与对方打过交道，也从未认识过他的真实面目。张海潮对他的印象大多是在领导查夜时，领导来查夜，对方一般会以一个临时司机的身份出现，有时也可能只是一个无所事事身份尴尬的随从。但他自己并不觉得尴尬，他从来认为领导很需要他，他会驾轻就熟地给领导开车门，他会殷勤备至地给领导端保温杯，我们叫他狗腿子。这人还好把“领导说”、“老大说”挂在嘴边，好假传圣旨，好狐假虎威，好夸大其词，好故弄玄虚，暂且不知道用什么更恰当的词形容他，姑且就用张海潮的评价，我们管他叫二狗子。

    张海潮刚一回单位，这人像是提前布下眼线一般打来电话。先是像领导一样关心，居高临下地对张海潮的生活来一番嘘寒问暖，再就是像老大哥一样，对其工作状态又是一番殷殷关怀。张海潮本来还自恋地以为这是领导派来安抚他受伤心灵的钦差大臣，他知道对方和他说的都是废话，却还得客气地招架，本欲尽快找机会挂断，哪知对方话锋一转跟他聊起了案件。不是张海潮不愿意聊，而是他认为这茬早就已经过去，单位都已经风平浪静。可对方不行，他把自己描述成单位与公安局之间沟通案情的负责人，一本正经地给张海潮讲了案件的发展，讲了最新动向一二三四点，又满怀忧虑地讲了领导的态度一二三四条，他讲的问题很严重，引得张海潮不得不再次提心吊胆惶惶不安。

    张海潮不能再安心工作，他甚至突然发现休完假以后单位的气氛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喧闹的牌局、酒局荡然无存，人们表情做作，态度虚伪，好似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这是坏的方面。除此之外，与以前相比，还有一个好的转变，就是站长务了正业，每天都能见到他本人出现，他照常开会照常吃饭，只不过工作还是交由张海潮来统筹，而他则作为编外人员自由地与工人们一起劳动。

    自那天接到二狗子电话以后，张海潮与他两人联系就多了起来，他经常和张海潮通话，有时还叫张海潮到县城吃饭，而理由就是他才从检察院或是刑警队出来，有一些情况要给张海潮交代，张海潮便不得不去。但张海潮感觉他就像一只乌鸦，呱呱呱，呱呱呱，从来就没给人带来过好的消息，每消停一两天，他便折腾人一次。张海潮那段时间惊魂一直未定，因为对方传来消息说检察院给他的定性是渎职，而张海潮对面前这个人又不甚了解，所以一直感觉警察会随时再来把他带走，然后宣判他的渎职罪。

    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张海潮又接到了那人的电话，他通知张海潮第二天到检察院去，说反贪局找他。张海潮问他知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对方说问题比较复杂。随后，对方又告诉他要做好思想准备，还有什么想要交代的可以尽早告诉领导，也可以告诉他，以利于领导出面保他。张海潮因此再度受到了惊吓，他破天荒地头一次倒掉了才吃了两口的面，然后魂不守舍地回房子开始他的盘算。

    张海潮想到自己是冤枉的，他最先想到了跑，他想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有留得自由，才有可能申明冤情。他先打视频把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他的猜测告诉女朋友，可女朋友除了安慰他，也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所以他挂断视频以后只能找到外面没人且黑暗的旷野里去转圈思考，越转圈就越想沿着无边的玉米地逃跑，就像战争时期游击队躲日本兵那样的逃跑。最终，是站长给他打电话说想要喝酒，他才临时放下逃跑的念头折返回去，直到一场酒喝得他再没有心思对这件事进行思考。

    第二天，张海潮还是去了检察院。只不过，当他战战兢兢地走进反贪局会议室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出去又叫来一个人，就是那个曾经审讯他的穿便衣的领导。他三言两句言简意赅又不失严谨地告诉张海潮，说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专案组认为他是干净的，是组织培养的好干部，是以解除对他的调查，特此告知。张海潮当然没有激动，因为他本身就是干净的，这所有的经历只不过是他为他曾经动的歪心思而付出的代价。但他出门还是干了一件事情，他愤怒而失去理智地、酣畅淋漓地在电话里将那个给他通风报信的人痛骂一顿，他自称老子，一口一个老子，他骂那个人心术不正，骂他妖言惑众，骂他故意给他下套想让他坐牢，直到对方发现解释无效不得不挂断电话他都没有停止他的怒骂。

    检察院给出结论的当天晚上，大队里也发出了一纸公文。公文里说的是对这一事件中相关的责任人进行处理的决定，其中涉及三个站长、三个支部书记、巡护中队队长、小车班班长等多人，他们基本都被免职并罚款，还有更严重的是待法院判决后再做处理，那结果基本就是被辞退。处理决定里没有涉及张海潮，却包含了他的站长以及支部书记。张海潮因此得知问题不光出在他们这里，还有很多单位也都出现同一问题，也就是说，案件的确够大。单位处理文件的发出，也基本说明这一案件的调查已经结束。

    文件没有涉及张海潮，可领导并没有忘记他，领导居然要找他谈话。与他同时被叫去谈话的还有这次被免掉的一些领导曾经的得力干将，其中包括张海潮的站长和支部书记。

    找张海潮谈话的是大队的一把手，而事实上他虽然工作一年多，也才只见过三次一把手。第一次是在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他们在机关由培训岗负责入场培训三天，一把手偶然在楼道中出现而被大家撞见，领头的培训岗像是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退居楼道一侧，他怯如猫声地和一把手打了招呼，其他人不明情况也纷纷照做。一把手给他们回应的同时还边走边询问几人是不是新分大学生，在得到培训岗的回复后他安排说要做好大学生的培训，孩子们家里培养出大学生不容易。他还说安全是大事，要大学生们重视。他说话的时候既没有停下也没有回头，像是对空喊话，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楼道拐角处时，他的声音还如洪钟一样久久不绝于耳。那天他穿的便服，他是张海潮所见的唯一一个穿便服出现在楼道里的人。张海潮第二次见一把手是在一次“形势、任务、目标、责任”的宣讲大会上。那次会议安排是在晚上，张海潮作为员工代表参会，他在大会议室的后排落座，主席台上看得不是太清，但是声音完全能够听清。当天的会议开了足足五个小时而持续到次日零点，中间除去一些细碎环节，光一把手一个人的讲话就用掉了至少四个小时。张海潮的印象里一把手讲话条理清楚、声音洪亮，关键是人家完全脱稿、口若悬河而没有重复，这等口才让张海潮不禁怀疑人们传说中的一把手的高中文凭是真是假。他第三次见到一把手是在一次抢险过程中。当时险情不大，一把手在抢险收尾的时候出现，他看到对面岸边职能科室的领导站了一排居高临下指手画脚，旁边还有几名他自己的手下小心陪同不敢反驳，他大为光火，当场发飙，骂得科室领导坐立不安甚感羞愧，纷纷择机钻进汽车悄悄离场。不一会儿他又把飚发给一名负责后勤保障的副大队长，骂他送的饭质量太次，送的水品种太过单一太过低档，简直是没有人心、看不清形势、不长脑子。

    临行前，老实厚道的书记曾提醒张海潮说一把手的约谈绝非随意，一定有领导的目的，叫他多留心眼。张海潮心想，能有什么目的？自己还是无名小辈，得到重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虽然他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并且他也自信地认为如果真把机会给他，他不知要比那些在位的人强上多少倍，但就眼下的事实来看，好事儿目前还不会轮到他，他才不过是一个工作了一年多的小小技术员而已。可是，领导约谈又是什么意思呢？从检察院出来以后该处理的都处理了，单位理应要找自己，只是不知会给出怎样的结论。想必，领导要在制度之外对自己进行批评教育，毕竟法律和制度都没有办法给自己量刑，那就只剩口头的了。想及于此，他愤愤不平，有一些怨气，随之打定主意，如果领导说出哪怕一点点责备自己的话，他都必须坚决反驳据理力争，不能让别人随便委屈。

    张海潮先是等在车上，可是车上温度太高，司机不愿意开空调早就钥匙一拔借口跑掉了，留他一人闷在车里。张海潮在机关没有多少熟人，也没有厚厚的脸皮能随便钻进别人的办公室或是宿舍没话找话，并且他还害怕有人会聊起最近发生的事，那毕竟不是特别光彩，与其听进去徒生烦躁不如避而远之。所以他逃出车厢后便找了偏僻无人的树荫下蹲着，像一尊石雕猿猴一样独自欣赏马路上的来往车辆。

    直到办公室主任打来电话让他到一把手对面的主任办公室等候，他才抖抖灰尘再一次绷紧神经做战斗状。他到主任办公室隔壁领导专用洗手间冲掉脸上的汗渍和灰尘，并借着在主任办公室沙发上坐等的机会将思路捋了又捋，将语言组织了又组织，总之他想着不能让人压倒，他得坚决反击。

    即便如何打定主意，如何态度坚决，在敲响一把手办公室门的时候他还是不自觉地提心吊胆，这是职场新人在面对未知权威的时候自然生出的谨慎和畏惧。

    一进门，一把手让他坐，仍然是口气坚定不容置疑。张海潮的小不满小骄傲一下子就被打进了谷底，他怯懦地在领导办公桌斜前方的长沙发上坐了下来，等待一把手打出一张牌，他等着应对。

    稍许之后，一把手才说：“事情过去了，你们能没事我很高兴。”说话的同时，他盯紧电脑，目不斜视，似乎在看什么文件。张海潮则是坐得倍儿直，双手平放在大腿上，一丝不苟地等待着一把手接下来的训示。

    一会儿之后，一把手又说：“虽然事情过去了，但不能光过去了事，有些教训还是要吸取。看到没有，我们有同志还是逃不掉法律的制裁，教训惨痛不惨痛？家庭怎么办？以后的路怎么办？年轻人的路还很长，不能被一些眼前利益所迷惑，这次没有，以后也一定不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