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怀在其领导下的两江发展大业中，要把教育改革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

    而这也是一项长期，又极其艰巨的任务。

    虽说在上海等地，陈家人已经有过几十年的，成功创办各类新式学堂的经验，而且培养了很多人才。

    这些人才就如同种子一样，散落在两江的各个领域。两江早期的政界、军界和经济界的精英们，也大多出自其中。

    但仅仅依靠过去的这些经验，就想实现全域普及近代教育推广新文化，却是远远不够的，将面对的困难也是极其复杂多样的。

    这不仅涉及到范围和资源的问题，更有同以科举应试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之间，形成的尖锐矛盾。

    要知道，作为历代选才取士的基本制度，科举制在这个古老国度中，已经奉行了超过千年。

    在经过长期的演进之后，至大清朝时，科举更是发展到了最为鼎盛的阶段。

    其体制已经完全成熟固化，考核内容以儒家经学义理为内核，以“八股文”为形式。

    受此僵死一般的限制，科举制度早已丧失了原本的积极性。又无法接受新的思想、学术和技术，极度缺乏革新精神，弊病甚多。

    然而，长久以来，科考却是华夏历朝历代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

    特别是对那些寒窗士子们来说，科举制是扭转个人和家族命运的唯一途径。

    就连陈家人在早年间，也是靠这条道路改变了家族的门楣，才有了如今的种种机缘。

    更为重要的是，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经过千余年来的发展，早已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士人阶层，也是华夏独有的精英社会群体。

    所谓“士农工商”，在华夏历代的传统社会中，士人阶层都排在四民最顶端。地位崇高的他们，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是统治力！

    由于他们掌控着文化知识、舆论导向和乡里经济等，从这些方面出发，使得士人阶层成为了民间的真正统治者。

    对于这一点，历代的朝廷皆是心知肚明，因此都把对士人阶层的笼络，放在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上。

    如今陈济怀要想在两江推行新式教育，最大的难点之一，便是该如何处理好，与旧有的士人阶层之间的关系。

    其实由这场变革产生的斗争，在两江刚刚自治时起，就已经开始了。

    那时，因为自治必然会影响到，两江地区的士子们继续参加大清的科考。

    所以在清廷明里暗里的鼓动下，很多偏守旧的士人阶层，多选择了离开两江。

    陈济怀在那时候，对这些人采取的是放行的政策。现在看来，这对后续的各项变革来说，反而是十分有益的。

    因为当初的那些离开者们，多是地方上最为保守的人群。少了这些势力的存在，各项新政在推行中反倒少了很多麻烦事儿。

    而在实现了全民普及教育之后，打破旧有的四民等级，造就人人皆平等，也才能水到渠成。

    不过即便如此，在触及社会根本的教育改革方面，陈济怀等人依然保持着谨慎。

    因此经过反复审慎的研究，他们最后定下了“分化，渐进，标准”的总体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