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继续对雅琴说下去。

“早晨我去东市场吃饭，突然俩个警察把我抓住，直接送到看守所，我望眼欲穿的在小号里14个月，多么渴望能来人提审。半年过去了，只有哥哥送来母亲留下的缎子被，我被剔着个秃头像木头人笔直的坐在那，不敢跟号子里在押人说话。武警经常好奇的把我叫到小窗口前，掀起小布帘问长问短，有可能是18岁的我，在看守所年龄最小的原因吧？

四处的来人提审，杨庆安为什么也来了？检察院来宣布逮捕，多么想早点判决哪怕十年啊！我在小号里不知靠走多少拨人，枪毙的就有两个，我的案子难办吗？

在小号里除了吃喝拉撒睡，就是看报纸打发时间，报纸刊登了中苏间的矛盾，陈毅十评赫鲁晓夫，中国那时因抗美援朝经济等还很落后，苏联实施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历史他们不仅侵占了中国近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东北以对日宣战却大量掠夺财产。正如陈毅外长所说的，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同时，苏修赫鲁晓夫下台的结局，这也就是恶有恶报吧？

法院来开庭了，但没有原告检察院，只有两个女陪审，当她们还没听完我的陈述，已经哭得不能进行了，看守所的所长表扬我一年的表现，法院让我等通知。

几天后市中级法院把我押上车，我带着手铐见到那些繁华的高楼大厦。法院的吉普车就停在齐齐哈尔车辆厂文化宫门前，法警给我打开手铐，我走进久违熟悉的大门。

在走廊里院长告诉我：这里会场有七百多人，所召开的是忆苦思甜的教育批判大会，你要认真而且慎重的陈述案情。我昂首挺胸走进会场，向在场的人深深的鞠躬，走向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的椅子坐下。雅琴，当时我像背课本一样，经过两个半小时叙述，坐满在舞厅长椅上的人们鸦雀无声静听着，开始几乎就连咳嗽声都听不到，后来前排有些人忍不住传出哭泣声，那哭声越来越大会场已经难以进行了。

法官问：“张大鹏，向你提出两个问题，一：板子是谁偷的？二：黄金药材谁捣的？”

我沉默有一分钟，刚承认是我偷的，金戒子和药材全是我倒卖的，下面的群众大声喊着：“让他哥嫂站出来，张大园、刘丽珍向群众交待。”“人们都在挨饿，你们家鸡鱼肉臭了往厕所倒。”“让你弟弟顶罪，你们还是人吗？”嫂子穿着高跟鞋哭着从我身边跑出会场，有可能因为她的父亲是原来车间主任，没有人去阻拦她。

当我离开会场登上吉普车时又戴上手铐，几百群众围着看剔着光头的我，像是观赏人间怪物拥挤着已经水泄不通，吉普车像大海中的小船，车的喇叭声拨开人群的海浪缓慢的开动。我情不自禁的趴在手铐上放声大哭，再也不去观看那让人敬仰的美丽城市。

一个月后法院来判我四年，杨庆安有意来看守所探望，嫂子带着买的包子探监，告诉我哥哥已经调山西大同工作，家也要搬，说完扔下包子就走。从此哥嫂推卸责任去山西避难了，夏成林的绑架、*迫盗窃报复成功也逃之夭夭了。

来到富拉尔基砖瓦厂大院，那里有四千多人服刑，四个车间一个副业大队，除二车间是刑事犯，其余全是反革命。我们二车间是“内部矛盾”每月给三元生活费，其他反革命“敌我矛盾”只给一元五。在我第一次出工走到大门被文工团的人给留下，团长让我试试嗓子，决定让我扮演京剧“芦荡火种”里的卫生员小王，全戏只有一场唱段，学会后就是不愿男扮女装还是让我推掉了。

五中队胡队长是个抗美援朝炮兵团长，他对犯人在一切行动中完全军事化，讲话手表往桌子上一放，说是五分钟到点就结束，根本不拿大家当犯人，工作他跟着干，每天任务提前完立即收工，并来宿舍和大家谈心，针对每个人的案情、思想都是了如指掌，或有时还与犯人们在一起下象棋。监狱大院离各车间十几里远，每天胡队长让我喊着站队喊口令走正步，一、二、一，…！还要按照步伐起头唱军歌，他已经把五中队变成了犯人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