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红的家在刘经理新城区改造的第三个小区。

丁丁进了她家，才发现这个家居然这么小，这么破。里屋外屋加厨房，也就二十平方米左右。进了家，没有客厅，没有沙发，没有椅子，直接就坐在了床上。没有卫生间，门口不远处有个公共厕所，一股浓烈刺鼻的屎尿味道笼罩弥漫在屋里屋外的角角落落。昨晚砸碎的窗户已经用报纸糊上了，但屋子里仍然冷得像冰窟雪窖。玉红给丁丁倒了一杯热水，顿时整个家里都浮动着久久不散的水蒸气。屋子里很暗，好半天了，丁丁才看清里屋的床上居然还躺着一个人。

都快上午十点了，躺着的那个人还在昏睡着。既没有同他打招呼，也没有睁眼看他一眼。

陈玉红见丁丁踮着脚尖，探头不住地往里屋看，便轻轻地对他说，那是我爸，差不多就是个植物人，听不见也看不着，你不用和他打招呼。

丁丁看着玉红面无表情的样子，再看看屋子里的简陋至极的陈设，不禁愧疚难捺，久久说不出话来。

陈玉红的爸爸原来是市里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两个月前突然天降横祸，从二十六层高楼的工地上滑落下一根钢钎，直穿三道防护网，横擦过玉红爸爸的头部，一下子把他砸得再没醒过来。玉红的爸爸当时站在一个阳台下面，还戴着安全帽，但这根钢钎斜刺里穿了过来，不偏不倚就从他头上擦了过去。幸亏还只是擦了过去，如果照直插在头上，当时就没命了。

玉红给丁丁说，要是当场砸死了就好了，爸爸也不这么受罪了。

丁丁看不到玉红眼里的悲伤，那张眼圈儿发黑、面颊有些许皴裂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

丁丁问，没去医院吗？

玉红说，去了，脑子出血了，需要手术。

丁丁又问，手术了吗？结果怎么样？

玉红淡淡地说，没有做手术，没钱。

丁丁吃了一惊，没钱！需要很多钱吗？

玉红叹了口气说，得三万多，押金得交五万，否则不给做手术。

丁丁还是想不通，不就五万吗，公司不管吗？

玉红说，公司也不是不管，社保医保的钱人家都发给我们了，是我们没交。

丁丁越发不明白了，社保医保！什么是社保医保？就算没有社保医保也不能见死不救呀！

玉红看了丁丁半天，似乎才悟明白，什么社保医保新农合之类的词，这些整天挂在农民工嘴里的要命的政策和规定，丁丁们可能听也没听说过，因为这些跟他们几乎毫无关系，他们不懂也不需要懂，不明白也没必要明白。

陈玉红大致给丁丁讲了讲，进城打工，先得办理社保，社保里有养老保险，也有医疗保险，办了医保去医院才可以少花钱，甚至少花一大半钱，像大的工伤事故，有时候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社保一般都是公司和个人共同交纳，公司占大头，个人占小头。但农民进城打工，一些公司都会和他们协商，是你自己领走钱自己办，还是公司替你办？公司有自己的盘算，一般都愿意让民工自己去办，既省事也省钱。农民工也有农民工的盘算，民工也大都愿意自己办。一个月多一笔钱，自己先得了，干吗不要。那是实实在在的收入，都是见得到的钱。只是钱一到手，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几个真正去办社保医保。在这高房价高消费的城里，早晚也不是他们待的地方，最终还是得回到村里去。回到村里再在村里办合作医疗保险，又便宜又实惠，干吗非要办在城里浪费可惜了的？

这样的短视，这样的盘算也就产生了无数的悲剧，玉红的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没办社保，自然也没办医保和工伤保险，突遇大病大难，飞灾横祸，公司没义务给你付钱，医院也无法给你相应的待遇，你自己也无处申诉，无处乞援，只能自作自受，自食其果。纵然创剧痛深，生死关口，也一样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这突如其来的灾难，自然波及到了玉红。玉红的母亲在家无法脱身，上有父母公婆需要照顾，下有玉红大哥的两个孩子无人照看。玉红大哥大嫂在外地打工，成了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他俩不打工了，这个家就等于塌了天。于是，照看父亲的责任就天经地义地落在了陈玉红的头上。这个年年都是市三好生，每学期都是前三名的尖子生，学校里最有希望的优等生，突然辍学了，消失了。

玉红说了半天，丁丁还是听得似懂非懂。末了，他问道，玉红你不是还有个二哥吗？他应该大学毕业了吧，可以让他来照顾你爸，怎么着也不应该让你辍学，你学习那么好，太可惜了。

陈玉红突然眼圈发红，低下头来，说，二哥出事了。他听说爸出事了，无法考研了，对象也吹了，连家也没回，就寻短见了。大哥找去了，学校只退还了四千块学费，已经就地火化了。

陈玉红说得简简单单，却让丁丁再次心惊肉跳，好半天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突然觉得，比起眼前这个同学的家庭遭遇，他的情况还不算那么糟，至少还健健康康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