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绝妙的好计策，不由我不赞成她的主意，更不由不令人感佩她的设计周到和苦心。于是，我答应她的邀请，并向校方告假半月。

翌晨，一个佣人打扮的中年妇人便送来了她的便条及飞往东京的飞机票，另外一张皇家银行即付的一千五百元的支票。就这样，我便收拾行李，十时五十分前乘“的士”赶往启德机场，而两小时后，我便逍遥自在地，在东京繁华宽阔的沥青路上漫步了。

这一天，我被东京一切嚣乱的景象所引诱，直逗留到将近黎明时，方被一位野村先生领至一家小型的观光旅社休息。

第二天，我起身梳洗时，服务生送进一张印有“东京失踪人口调查局”的赖木先生的名片。他是受了香港的委托，来调查我的下落，并送来一张署名－－张本良的化名电报给我。

拆阅来电，知道洁露又延迟一天的行期，如此一来，我又要多苦待一天。

这一天当中，那位野村先生义务做导游，引领我大逛东京的名胜古迹，代价是十八元美金。

这时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东京市内以及郊外，遍处一片火红。壮烈而短寿的日本国花，给人一种狂野的挑逗，尤其是那些日本姑娘，穿着单薄，并且透明的衣衫，那半隐半现美好的胴体，更给人一种致命的刺激。

野村看出我的心事，便以生硬的广东话对我半开玩笑的说∶“你是想找个花姑娘开开心吧？嘿嘿┅”

“有吗？”我也生硬地回他一句。

“走，我带你去找！”说着，便招手叫一辆街草，对司机说了一阵，便拖我钻进车厢里去。

片刻功夫，我们便驶到靠近旧皇国府的街道上来，在河畔的两扇朱红大门前停了下来。

下了车，便迳自上前去按电铃，出来应门的是一个姑娘，她叫我们进去。

一间宽敞的西式大厅，里面全景中国北方书香门第的摆设，穿出进的是些身着和服，而蓄新款巴黎鸟巢的姑娘，不伦不类，叫人发咄。

她们环绕着我，每人都向我行着九十度的大礼，一股肉香悠然的从胸领散放出来，顿时，胸腑间那种狂乱的野性便油然而坐。

身旁有个译者，他为我找了叫秋子的姑娘，人大方而又温和，个性文静，使人一见便异常的爱怜着。

秋子的汉语说得很流利，她以中国话向我问长问短，一面从酒柜中取来一瓶烈酒及糖食水果。她滴酒不沾，我在喝酒时，便在一旁笑脸作陪。

一番小饮过后，秋子先替我宽衣解带，然后，她也缓缓地解脱一光。

我们两人躺了下来，她两眼瞪着帐顶，很缠绵向我倾诉她的心事。

她略带伤感的说∶“在战乱的年代里，父亲战死在中国┅”

她微叹一声，然后接着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