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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司马元英写给妹妹的信
第二十章
房东走后，司马婉琰并没再跟欧阳芸溪说话，而是自顾自地再房间里走动，四处观看着房间里的每一处细节。
从房子的布局和家具摆放来看，现在的房子跟司马元英早前给司马婉琰发的图片并无较大的区别，只是茶盘从实木换成了乌金石，从一整套购买的茶具变成了自己搭配的茶具，以及墙上多了一副刻在竹简上的金刚经。
司马婉琰就像走在自己家里一样，她感觉自己对这个房子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知道在哪里拐弯，知道家具的摆放位置，甚至知道书架上的每一排都摆着什么类型的书。
司马婉琰径直走到卧室的书架前，望着书架前面地上杂乱地摆了一堆的书，她脑海里浮现出司马元英坐在地上仔细看着书查找资料的认真样子，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司马婉琰抬起头细心地发现最左边的书架第二层有一本书并没有完全塞进书架里，相对于这一层里完全靠里的书，那本书显得有点突兀，书脊明显突出了将近1cm的距离。
司马婉琰感觉很奇怪，对于有高度强迫症的司马元英来说，这明显不是他的风格，事实上司马婉琰自己也是如此，只要是放在书架上的书就一定要摆放得整整齐齐，甚至每一层的书都尽量是同样大小的书，就算大小不一也必定要从大到小按顺序摆放。
司马婉琰看了看书架上其他的书，其他的书都按照他的风格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司马婉琰回过头看着那本书，那是由杨利敏和朱胜刚共同翻译，美国学者理查德·塔克撰写的《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这本书她很熟悉，司马元英跟她介绍过很多次，从去年开始她对权利问题特别有兴趣，一直想深入研究，在多次跟司马元英交流后的某一天，司马元英突然打电话给她，让跟她推荐了这本书，让她买来好好看看，看完再跟她交流。
司马婉琰愈发地觉得奇怪，不由得伸手拿出那本书，随意地翻翻。翻的过程中从书里掉出了几张A4纸，司马婉琰蹲下捡起那几张纸，发现那上面写满了东西，于是就直接坐在地上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是一封司马元英写给司马婉琰的信，内容是与司马婉琰交流他对权利问题的看法：
婉琰：
对于你能对权利问题这么有兴趣，哥由衷地感到开心，权利不仅仅是法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它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我们兄妹俩终于能够有一个共同话题了，以下内容是哥大量阅读了有关权利问题的资料后，经过仔细思考总结出的看法，你得认真看。
在权利理论以及制度化的历史中，总体上对权利理论的研究遵循着一种“从理论到实践且最终服务于社会实践”的进路。从不反向求知的方式来看，具体地可以简要表述为：无论是对新型权利制度化的探讨还是对权利观念形成过程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社会需求之上，以社会需求为要导向，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宏观概括、社会问题的深入剖析以对各个历史时期特定权利理论的抽象总结，而后调适出适合当前社会需求的有关权利的认知以用于解决当前社会所面对的种种权利难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这种研究方式的确是寻求权利理论中最适合社会发展规律且能够最佳迎合社会需求之合理解释的最佳方法。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探究世界本体的哲学思想，它对于人类具体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且仅仅只能是思想上的指导，而指导思想本身的合理性信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推导出具体实践行为的合理性。一方面，所谓的哲学指导思想无非是人类在历经无数社会经验的积累后高度抽象总结出来的理性经验，本质上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凝炼。
另一方面，在具备官能性的前提下，人类理性在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主客观发方面的限定，既然限定这就意味着人类只能说经由人类历经无数社会经验积累后高度抽象总结出来的指导思想对于当前社生会是最为合理的，但同时上也意味着人类理性在服从于指导思想的引领下仍旧难以触及问题的所有面向。
因此，哥以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最终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权利理论研究进路是最为合理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亦觉得任这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某种层面上显得过于功利。过于功利的研究类似于逻辑推理，逻辑推理有有效或无效和真或假的区分，一个科学的逻辑推理何其各个前提和结论必然是真且有效的，只具备有效却非真的逻辑推理只能是诡辩。而很多时候功利的研究总会或多或少侧重于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功利的研究方法就是事错的，而是功利的研究方法会促使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忽略那些与社会需求相关度不高却对理论本身具有诸多意义的因素。管见以为具体到权利理论的研究，也这种研究方法可能会存在人本主义的理念不够深入或思虑不足的问题。客观世界是与人无涉的物质世界，人类世界是人类理性构建出来的世界。
所谓的“人本主义”绝非仅仅不是从人的主体性地位出发去探寻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作用和应具有的价值，还包括人类理性在具体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运行方式上。笔者以为，有关权利理论的研究大多要对有关人类理性的探讨涉及甚少，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人类理性与权利理论问题至少从表面上而言关联度不高（或无深入探讨的必要），另一方面虽说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对所需具备的一切知识根本上仰赖于抽象的理性，但同时对于抽象的东西人类也具有本能排斥的倾向。
因此，哥以为你任何可以试试转变固有对权利理论探讨的研究方式，以人人类理性为着眼点，将权利理论的问题从实践拉回最为基础的理论，尝试解决下面这个问题：
如果权利的制度化是说确实可能且必需的（虽然它确实可能且必须），那么人类理性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以及人类理性是如何具体参与人类社会生活？
记住，这封信你一定要仔细看，多看几遍，等哥有时间了哥会考你哦!
司马元英
2017年7月
司马婉琰看完信后更加疑惑，信里的内容司马元英基本都跟她说过，虽然都是零零散散地说，没形成这么系统的文字，但也不至于特意写封信给她总结出来重新说一遍。
房东走后，司马婉琰并没再跟欧阳芸溪说话，而是自顾自地再房间里走动，四处观看着房间里的每一处细节。
从房子的布局和家具摆放来看，现在的房子跟司马元英早前给司马婉琰发的图片并无较大的区别，只是茶盘从实木换成了乌金石，从一整套购买的茶具变成了自己搭配的茶具，以及墙上多了一副刻在竹简上的金刚经。
司马婉琰就像走在自己家里一样，她感觉自己对这个房子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知道在哪里拐弯，知道家具的摆放位置，甚至知道书架上的每一排都摆着什么类型的书。
司马婉琰径直走到卧室的书架前，望着书架前面地上杂乱地摆了一堆的书，她脑海里浮现出司马元英坐在地上仔细看着书查找资料的认真样子，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司马婉琰抬起头细心地发现最左边的书架第二层有一本书并没有完全塞进书架里，相对于这一层里完全靠里的书，那本书显得有点突兀，书脊明显突出了将近1cm的距离。
司马婉琰感觉很奇怪，对于有高度强迫症的司马元英来说，这明显不是他的风格，事实上司马婉琰自己也是如此，只要是放在书架上的书就一定要摆放得整整齐齐，甚至每一层的书都尽量是同样大小的书，就算大小不一也必定要从大到小按顺序摆放。
司马婉琰看了看书架上其他的书，其他的书都按照他的风格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司马婉琰回过头看着那本书，那是由杨利敏和朱胜刚共同翻译，美国学者理查德·塔克撰写的《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这本书她很熟悉，司马元英跟她介绍过很多次，从去年开始她对权利问题特别有兴趣，一直想深入研究，在多次跟司马元英交流后的某一天，司马元英突然打电话给她，让跟她推荐了这本书，让她买来好好看看，看完再跟她交流。
司马婉琰愈发地觉得奇怪，不由得伸手拿出那本书，随意地翻翻。翻的过程中从书里掉出了几张A4纸，司马婉琰蹲下捡起那几张纸，发现那上面写满了东西，于是就直接坐在地上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是一封司马元英写给司马婉琰的信，内容是与司马婉琰交流他对权利问题的看法：
婉琰：
对于你能对权利问题这么有兴趣，哥由衷地感到开心，权利不仅仅是法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它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我们兄妹俩终于能够有一个共同话题了，以下内容是哥大量阅读了有关权利问题的资料后，经过仔细思考总结出的看法，你得认真看。
在权利理论以及制度化的历史中，总体上对权利理论的研究遵循着一种“从理论到实践且最终服务于社会实践”的进路。从不反向求知的方式来看，具体地可以简要表述为：无论是对新型权利制度化的探讨还是对权利观念形成过程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社会需求之上，以社会需求为要导向，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宏观概括、社会问题的深入剖析以对各个历史时期特定权利理论的抽象总结，而后调适出适合当前社会需求的有关权利的认知以用于解决当前社会所面对的种种权利难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这种研究方式的确是寻求权利理论中最适合社会发展规律且能够最佳迎合社会需求之合理解释的最佳方法。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探究世界本体的哲学思想，它对于人类具体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且仅仅只能是思想上的指导，而指导思想本身的合理性信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推导出具体实践行为的合理性。一方面，所谓的哲学指导思想无非是人类在历经无数社会经验的积累后高度抽象总结出来的理性经验，本质上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凝炼。
另一方面，在具备官能性的前提下，人类理性在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主客观发方面的限定，既然限定这就意味着人类只能说经由人类历经无数社会经验积累后高度抽象总结出来的指导思想对于当前社生会是最为合理的，但同时上也意味着人类理性在服从于指导思想的引领下仍旧难以触及问题的所有面向。
因此，哥以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最终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权利理论研究进路是最为合理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亦觉得任这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某种层面上显得过于功利。过于功利的研究类似于逻辑推理，逻辑推理有有效或无效和真或假的区分，一个科学的逻辑推理何其各个前提和结论必然是真且有效的，只具备有效却非真的逻辑推理只能是诡辩。而很多时候功利的研究总会或多或少侧重于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功利的研究方法就是事错的，而是功利的研究方法会促使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忽略那些与社会需求相关度不高却对理论本身具有诸多意义的因素。管见以为具体到权利理论的研究，也这种研究方法可能会存在人本主义的理念不够深入或思虑不足的问题。客观世界是与人无涉的物质世界，人类世界是人类理性构建出来的世界。
所谓的“人本主义”绝非仅仅不是从人的主体性地位出发去探寻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作用和应具有的价值，还包括人类理性在具体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运行方式上。笔者以为，有关权利理论的研究大多要对有关人类理性的探讨涉及甚少，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人类理性与权利理论问题至少从表面上而言关联度不高（或无深入探讨的必要），另一方面虽说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对所需具备的一切知识根本上仰赖于抽象的理性，但同时对于抽象的东西人类也具有本能排斥的倾向。
因此，哥以为你任何可以试试转变固有对权利理论探讨的研究方式，以人人类理性为着眼点，将权利理论的问题从实践拉回最为基础的理论，尝试解决下面这个问题：
如果权利的制度化是说确实可能且必需的（虽然它确实可能且必须），那么人类理性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以及人类理性是如何具体参与人类社会生活？
记住，这封信你一定要仔细看，多看几遍，等哥有时间了哥会考你哦!
司马元英
2017年7月
司马婉琰看完信后更加疑惑，信里的内容司马元英基本都跟她说过，虽然都是零零散散地说，没形成这么系统的文字，但也不至于特意写封信给她总结出来重新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