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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安人理国
就在李世民决议放开手脚，不再顾虑重重，决心大干一番的时候，远在山东公干的魏征，在这个时候突然赶了回来。遂同魏征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份《大治天下，以安人理国》的奏书。
魏征的这份奏章，可谓是甚的李世民的心，只不过这安人理过，可是百年大计,事关一国之兴旺。李世民对这件事情定夺与否，不得不多加审慎。
就在李世民一时之间难以拿出个方略的时候，房玄龄给李世民出了一个主意。
以房玄龄的大才，自然晓得安人理国的重要，只不过他身为朝廷的中书令，朝廷中千百双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的一言一行。所谓高处不胜寒，房玄龄行事不得不谨小慎微，处处小心。所以，房玄龄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是否支持魏征的安人理国疏，而是建议李世民兼听而慎取。
房玄龄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封德彝又是抱病在家。李世民无奈之下只得采纳房玄龄的建议，广开言路，命在京四品以上的官员，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方略。
且不说魏征和封德彝两方意见在朝堂上针锋相对，难分高下的时候。远离朝廷之外的东宫，李承乾身为朝廷储君，这事关朝廷生死存亡的大事，自然是躲不过去，同样也要上一份安人理国方略。
自从立下雄心壮志，想要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远超过贞观盛事的盛事的李承乾,当然不会轻易的放过这难得的,对于国家今后的方针大略,可以畅所欲言的绝好机会。
不过，李承乾他自己也明白，哪怕是平白多了三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可是这三十年的光阴，最高也就仅仅做了一镇之长，而且还是一个副的。以一个副镇长的眼光，想要发表一片能够服众的治国言论，实在是让李承乾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好在李承乾对于唐朝的历史多多少少还能够记得一些，其中就包括这贞观之治是因何而来的。
所以，在李承乾上呈的那份方略，他首先是立足于表达出了他这位皇太子，对魏征见解的认同和支持。然后再用现代的眼光和观点，阐述一些在唐朝时期，还具有比较大争议的话题。比如在恢复国力和民生一条，商人到底应该，或者说是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虽说在唐朝，商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普通平民相比，也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但在朝堂上重农抑商仍然是主流观点。
“不事劳作、投机倒把、低买高卖、扰乱物价。”是当时那个时代，官员们对于商人普遍认同的评价。
在古代，诸多先贤如管子、贾谊、晁错、董仲舒等都认为：“粟者，王之本事，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而孔子也曾给出过一个强国的标准：“足兵、足食、民信之。”可见农业在当时当政者心目中的地位。
有了重农思想之后，消除农商之间贫富的两极化，政府抑制富者，救济贫者的政治主张，便有了成长的土壤和空间，久而久之重农抑商也就成为历朝历代君王所信奉的金科玉律。
对于这种看法和主张，从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而来的李承乾，自然是不能够认同。为了能够更好的阐述自己的观点，能够以理服人，最终说服那些思想守旧的饱读之士。李承乾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便查各种典籍文献，期望从中能够找到，先贤口中说过的，有利于自己提高商人地位的只言片语。
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在那浩瀚如海的典籍从中，还真就让李承乾找到了那么一句。虽然这一句也没有脱离重农的思想，可这并不重要，因为李承乾也同样认为，农事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强盛，所起到的坚实作用。
李承乾所找到的这句话是出自司马迁之口，原文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这句话为根基，从而引伸出商业活动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富足百姓等所起到的作用，最终得出民富则国的结论来。并以此，认为朝廷应该尽量鼓励商业活动，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取消在穿衣、建房、乘车等方面对商人有歧视性的规定，恢复商人的政治权利，允许其本人及后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为官等等，写了洋洋洒洒万余字来。
其实，对于李世民来说，他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期待李承乾会发表出什么真知灼见来。对于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身为父亲的李世民自认是还是比较了解的。
可是，当他亲眼看到太子奏章后，完全被李承乾那，在一些极度保守的官员眼力，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离经叛道得言论，震惊的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该生气了。
不过，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先抛开争议很大的重视和鼓励商业活动这个观点之外，太子的奏章里虽然再没有提出什么能够让人感到眼前一亮，能够行之有效的政治方针来。但李承乾对于魏征观点的认同，说明自己所立的这个太子，就眼下这个安人理国方略这件事上，和李世民的观点完全保持了一致。
皇帝与储君的政治主张能够取得一致，对于安人理国这种可能要持续几十年，甚至是几代君王的百年大计来说，那是弥足重要和珍贵的。
至于说李承乾所提出来的重商的主张，因为文中引用不少先贤的观点，所以在李世民看来也不能说是不对。再加上有唐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官员对于商人也不再像以前那般的敌视，李世民还是认为可以进行一些尝试的。只不过这个尝试并不是在现在。
因为隋朝的****，再加上连年的征战，使得整个大唐可以说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尽快地恢复会农业生产，解决全国老百姓以及军队的吃饭问题，才是摆在李世民面前的头等大事。
就这样，在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朝议和讨论，当全国的官员几乎都开始加入这场辩论，各抒己见的时候，李世民最终作出决定。
决定采纳魏征的观点，做出了天下可以大治的判断，并以此为据，制定了抚民以静的国策。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就从这个起点拉开了序幕。
魏征的这份奏章，可谓是甚的李世民的心，只不过这安人理过，可是百年大计,事关一国之兴旺。李世民对这件事情定夺与否，不得不多加审慎。
就在李世民一时之间难以拿出个方略的时候，房玄龄给李世民出了一个主意。
以房玄龄的大才，自然晓得安人理国的重要，只不过他身为朝廷的中书令，朝廷中千百双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的一言一行。所谓高处不胜寒，房玄龄行事不得不谨小慎微，处处小心。所以，房玄龄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是否支持魏征的安人理国疏，而是建议李世民兼听而慎取。
房玄龄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封德彝又是抱病在家。李世民无奈之下只得采纳房玄龄的建议，广开言路，命在京四品以上的官员，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方略。
且不说魏征和封德彝两方意见在朝堂上针锋相对，难分高下的时候。远离朝廷之外的东宫，李承乾身为朝廷储君，这事关朝廷生死存亡的大事，自然是躲不过去，同样也要上一份安人理国方略。
自从立下雄心壮志，想要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远超过贞观盛事的盛事的李承乾,当然不会轻易的放过这难得的,对于国家今后的方针大略,可以畅所欲言的绝好机会。
不过，李承乾他自己也明白，哪怕是平白多了三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可是这三十年的光阴，最高也就仅仅做了一镇之长，而且还是一个副的。以一个副镇长的眼光，想要发表一片能够服众的治国言论，实在是让李承乾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好在李承乾对于唐朝的历史多多少少还能够记得一些，其中就包括这贞观之治是因何而来的。
所以，在李承乾上呈的那份方略，他首先是立足于表达出了他这位皇太子，对魏征见解的认同和支持。然后再用现代的眼光和观点，阐述一些在唐朝时期，还具有比较大争议的话题。比如在恢复国力和民生一条，商人到底应该，或者说是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虽说在唐朝，商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普通平民相比，也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但在朝堂上重农抑商仍然是主流观点。
“不事劳作、投机倒把、低买高卖、扰乱物价。”是当时那个时代，官员们对于商人普遍认同的评价。
在古代，诸多先贤如管子、贾谊、晁错、董仲舒等都认为：“粟者，王之本事，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而孔子也曾给出过一个强国的标准：“足兵、足食、民信之。”可见农业在当时当政者心目中的地位。
有了重农思想之后，消除农商之间贫富的两极化，政府抑制富者，救济贫者的政治主张，便有了成长的土壤和空间，久而久之重农抑商也就成为历朝历代君王所信奉的金科玉律。
对于这种看法和主张，从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而来的李承乾，自然是不能够认同。为了能够更好的阐述自己的观点，能够以理服人，最终说服那些思想守旧的饱读之士。李承乾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便查各种典籍文献，期望从中能够找到，先贤口中说过的，有利于自己提高商人地位的只言片语。
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在那浩瀚如海的典籍从中，还真就让李承乾找到了那么一句。虽然这一句也没有脱离重农的思想，可这并不重要，因为李承乾也同样认为，农事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强盛，所起到的坚实作用。
李承乾所找到的这句话是出自司马迁之口，原文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这句话为根基，从而引伸出商业活动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富足百姓等所起到的作用，最终得出民富则国的结论来。并以此，认为朝廷应该尽量鼓励商业活动，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取消在穿衣、建房、乘车等方面对商人有歧视性的规定，恢复商人的政治权利，允许其本人及后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为官等等，写了洋洋洒洒万余字来。
其实，对于李世民来说，他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期待李承乾会发表出什么真知灼见来。对于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身为父亲的李世民自认是还是比较了解的。
可是，当他亲眼看到太子奏章后，完全被李承乾那，在一些极度保守的官员眼力，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离经叛道得言论，震惊的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该生气了。
不过，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先抛开争议很大的重视和鼓励商业活动这个观点之外，太子的奏章里虽然再没有提出什么能够让人感到眼前一亮，能够行之有效的政治方针来。但李承乾对于魏征观点的认同，说明自己所立的这个太子，就眼下这个安人理国方略这件事上，和李世民的观点完全保持了一致。
皇帝与储君的政治主张能够取得一致，对于安人理国这种可能要持续几十年，甚至是几代君王的百年大计来说，那是弥足重要和珍贵的。
至于说李承乾所提出来的重商的主张，因为文中引用不少先贤的观点，所以在李世民看来也不能说是不对。再加上有唐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官员对于商人也不再像以前那般的敌视，李世民还是认为可以进行一些尝试的。只不过这个尝试并不是在现在。
因为隋朝的****，再加上连年的征战，使得整个大唐可以说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尽快地恢复会农业生产，解决全国老百姓以及军队的吃饭问题，才是摆在李世民面前的头等大事。
就这样，在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朝议和讨论，当全国的官员几乎都开始加入这场辩论，各抒己见的时候，李世民最终作出决定。
决定采纳魏征的观点，做出了天下可以大治的判断，并以此为据，制定了抚民以静的国策。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就从这个起点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