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凯生和董茹萍的故事，要从那个传呼机都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讲起。

    那年，是千禧年，二ooo年。

    那年的九月，据说正午的太阳，可以烤熟鸡蛋。

    邵凯生就是在某天的正午，从合肥火车站乘坐3路公交车，到四牌楼站下车，再顶着烈日，扛着一个大包，顺着芜湖路，步行大约十五分钟，到ah省立医院报道的。

    芜湖路在hf市很有名，因为路的两边有高大的法国梧桐，让这条路充满了人文气息。尤其在炎炎夏日里，是真正的林荫大道！

    即便如此，邵凯生也热的满头大汗，待他到了医院，短袖白衬衫的后背全都汗潮了。他站在医院住院部大门对面，将背包放下来立在脚边，朝两边张望着，企图找到轮转医生宿舍。

    宿舍应该会在医院不远的地方，他想。

    “买橘子吗？5块钱都给你了。”

    他的后面传来推销的声音，邵凯生这才注意到他身后是一家家卖水果花篮的摊位。他感觉到自己挡着别人做生意了，提起背包就要走，不料，背包带子断了。

    无奈，他只得连拖带拽的，准备过马路，好找到医院门卫或者穿白大褂的问一下路。

    背包太重太大了，很难对付。马路虽然不宽，却车来人往，邵凯生越着急过马路，背包就越不听话。原本还有个断了的带子，一着急那头也扯断了，就剩下个大包裹，跟个大石头似的矗在那儿。

    “滴滴滴”开始有车按喇叭催促。

    邵凯生连连点头，像是在跟司机说对不起，接着猫下腰低下头，双手掐着包，埋头拖着走。

    “住院不需要带这么多东西，盆啊被子什么的，医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