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七月初，暑假如期而至，本欲留校不回家的我，在学校磨蹭了几天后还是决定回家筹措学费。我到人民大学附近的火车票代售点用学生证购了一张四十七元的硬座火车票，坐了近四十八个小时的火车到省城后，又转了七个多小时的长途班车，第三天掌灯时分，终于回到了青翠坡县那鸭村。

    当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蓬头垢面地回到家里时，眼前的这个家却让我黯然神伤，四壁残破，青灯昏黄，家里非但没一分现钱，还负债累累。

    晚上，母亲坐在院子里，一边睁着昏花的双眼摸索着剁猪菜，一边唠唠叨叨地跟我说话。萤火虫般的灯芯，散发出忽明忽暗的光，飘忽不定地投映在母亲皱纹纵横交错的脸上，夜风掠过院子的墙头檐角，树叶“窸窸窣窣”作响。

    “……你都三十出头了，还要上京城读书？”

    我强忍着泪水。我千里迢迢到北京去读三年书，为的是弄回一些做官的资本，母亲肯定不会理解我的良苦用心，要真让她知道我付出如此巨大代价来求个一官半职，她肯定想不通。

    “读书……总是有用的。”

    “可你都读完大学了，还不够用吗？乡亲们种养什么的，遇到疙瘩，你还不能替他们解开吗？”

    “这个……不一样的。”

    “那你再去读三年书，到底有什么用？是单位让你去读还是你自己去读的？”

    “算是单位吧，可也不完全是单位……”我不敢让母亲知道，我要掏近三万元的学杂费，这个数字对母亲来说可能很难直观地理解，反正是比天文数字还大。

    夜风飘扯着母亲凌乱的白发，灯光下那纵横交错的皱纹不断地抽搐着。望着母亲日渐弯下去的腰脊，望着母亲日渐干枯的身躯，泪水在我眼眶里直打转。千经万典孝悌为先，不孝啊！

    虽然家里的境况早在意料之中，但看到母亲忧心如焚的面容，听母亲在乡间寂静的午夜那一声声惹得鸡飞狗跳的剧烈咳嗽，我还是免不了彻夜长吁短叹以泪洗面。想起欧阳师傅放假前在宿舍大门边小黑板上写下的“石明雷，一分也还没有交”那句话，我倍感焦虑彷徨。眼下唯一可能筹到学费的，只有周素菊父母了。

    虽然已很久没有联系，虽然周素菊也不在家，虽然周家对我有种种不祥的预感，但为了筹措学费，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往周家。

    为慎重起见，我乘班车到那牛乡集市后，并不直接上周家去，而是先在乡集上的一个小旅馆住下来。一年了，不知周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要观察一下周家有什么反应后再采取相应行动。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夜里，我独自一人躺在寂静的小旅馆里，不禁又想起了去年进京读研前到周家的情景来了。

    周家屋檐下，高高挂着几个大红灯笼。

    我和周素菊进门时，迎出来的周父望着我手中的袋子，双手一摊，客气地说：“贤婿，你、你……这就见外了！”

    我愣了一下。周父平时都是直呼我的名字，想不到今天这么恭恭敬敬地称我为“贤婿”，这让我一下子联想到范进这位老前辈。范进中举前老丈人连猪下水都舍不得给他，中举后带着一扇猪肉登门还要赔着笑脸。而我的这位准岳父，在上个月他还在众人面前呼天抢地说他的女儿是“鲜花插到了狗屎堆上”，我是“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

    我拿出苏主任送的那床毛毯和两瓶西园家酒，说是特意买来孝敬两老，说罢，将毛毯捧给周母。周母没有推托，两眼眯成一条线。

    我极少回周素菊老家，这主要是周素菊父母一直都极力反对周素菊嫁给我。周家认为，周素菊虽是中专毕业，但好歹也是端着铁饭碗的国家干部，而且长着一米七左右的个头，相貌身材乃至人品各方面在县糖厂子弟学校三十多名女教师中那是当仁不让的佼佼者。当初周素菊中专刚毕业分配到县糖厂子弟学校时，公安、税务甚至县委县府的不少大学生都常常三天两头到她宿舍门前转悠，周家父母更是期望借这个宝贝女儿能钓到一个金龟婿。

    现实总是比预期要残酷。当周素菊领着我登上周家的门时，二老那副瞠目结舌的神情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相貌平平，皮肤黑不溜秋，略显沧桑的面相，贫穷潦倒的家庭背景，周家父母越想越不是滋味。他们先是私下反复劝说周素菊，后来干脆就公开站出来横加干涉。周素菊倒是很有主见，跟我谈恋爱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就义无反顾地跑到县广播电视局宿舍与我同居起来了。

    晚饭时，周父特意把我拉到身边坐下。酒过三巡，周父已是红光满脸了，他捋着两撇山羊胡子得意地说：“贤婿啊，当初我与你岳母把素菊托付给你就是看准了你肯定会有出息的。”

    我差点当场喷饭。“这些年让素菊受苦了。”我还是尽量顺着周父的意思往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