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文理学院硕士生第一学年统一开设一门政治公共课，这门公共课仅讲授一本书，即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党政教研部党支部书记李寿昌教授负责讲授这门课。

    北主楼一楼会议室格外宽敞，但研究生每每到这里上课时，他们总如山羊拉屎一样在会议室里四处散开来坐。在中国，政治是相当严肃的事情，但在大学的课堂里，同学们却给一门决定世界命运的课程赋予了一种浪漫主义气息，一到课堂便三五成群愉悦着彼此，还美其名曰化干戈为玉帛。李寿昌教授为此也偶尔发发脾气，但他左腮一颗斜撑出来的门牙始终让人感受不到他发脾气的威严，倒是增加了几分滑稽。每每见同学们四处散坐，他便招呼大家往前靠拢，但课间休息回来，同学们又四处散开来坐。

    我对李寿昌教授的第一堂课记忆犹新。他首先作了一个简短自我介绍，然后从容地拿起一截粉笔，在黑板的正中央奋力写下一行大字：“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他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想提起大家的兴趣，另一方面，显然是试探一下在座是否有高手。据说，这也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习惯。

    读书和组建家庭不同，优秀的学生各有各的优秀，而不优秀的学生却表现得同样让人不齿。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届学生确实不够出类拔萃，还是大家压根就没听见教授说什么，抑或是大家的性格太内敛，反正教室里很快恢复了政治课应有的严肃，众人先是面面相觑，然后又不约而同低着头做思考状。凭这多年的课堂经验，大家都深知，在这个时候万万不能迎接老师期许的目光，谁对上眼了就意味着谁就要被提问。

    课堂上鸦雀无声，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送杂种狗这件事可能弄巧成拙了。李寿昌对我的印象估计比其他人都要深刻，倘若再没有人站出来，李教授很可能直接点到我的名，虽然我同样是低着头，但我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讲台的目光一直都在我身上游弋。

    “请坐在后排左边靠近窗户的那位男同学回答。”李寿昌的声音洪亮而清晰，他故意装出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用坐标参数准确定位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终于有人被点中了，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脑袋埋在桌子底下的此时也都高高地昂了起来，自信的眼神似乎在埋怨教授，为什么不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呢？这德性我太熟悉了。

    杜林先生到底许下了什么诺言？我顿时不知所措。

    复习考研时，我踏破铁鞋弄到了一本《反杜林论》，但考研后就把它当作火引送进灶膛了。上周通知各人预习这本书，我四处奔波都找不到这本号称为“社会主义理论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前几天跑海淀书城，竟没有该书的单行本出售。不少书店都有马恩选集或全集，但不单售，我也犯不上买一整套马恩全集或选集。直到今天早上，才偶然在卫生间斜对面的杂物房里发现了一本，这本书保护得很好，里面干干净净的一个字也没画，美中不足的是封底有一摊口水印，应该是上一届毕业生扔下的。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告诫我们，李寿昌教授讲授这门课有个特点，即学年结束时并不作闭卷考试，仅仅是考查。考查除了交一篇作业外，还看平时的课堂表现，而在课堂表现中，最最关键的，就是看是否拥有课本。

    虽然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但多年的社会阅历让我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这个问题嘛，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不过，总而言之，也就是通俗地讲吧，就是……杜林先生肯定是许下了恩格斯不如他之类的诺言。”

    有人掩嘴窃笑，有人呆若木鸡。我偷眼望了一下讲台上的李寿昌教授，发现他那颗门牙早已撑了出来。凭经验判断，我的回答必错无疑。我急中生智，连忙纠正道：“杜林先生许下了他的杜林论是至高无上的诺言。”

    教室里安静得连讲台上的李寿昌喘气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当我回答完毕后，李寿昌教授立刻紧闭他那颗门牙，紧紧追问道：“这么说，杜林先生是写了一部杜林论吗？”

    我毫不犹豫道：“对，有了杜林的《杜林论》，才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