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
12、一个铜钿逼煞英雄汉
时光如水，转眼间，柳絮纷飞的春天过去了，蝉声阵阵的北京张开双臂迎接鲜花绿树的夏天。
早上起床后，我早早跑到北图看外文版录像。下午四点多，晕头转向的我拖着一身疲惫来到南楼大门边的走廊倚着门柱闭目养神，迷糊一会儿后，当我睁开惺忪睡眼看看手表，已经快五点了，又到了填肚皮的时间了。一想到吃饭，我就恨不得报复社会，人家三餐鸡鸭鱼肉，我却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穷啊，我在心里闷闷地干号了一声，右脚狠狠地往地上跺了一下，咦，不知道谁往地上丢了一张报纸，懒懒地用脚趾夹上来，原是一张当日的《招工招聘报》。
报上说，每周一三五在月坛公园召开招工招聘会，还密密麻麻刊有近千个招聘职位。我顿时精神大振，深感这可能是一条挣钱的门道，便小心翼翼地将报纸卷起来塞进裤兜，揉揉眼睛，屁颠屁颠地到存车棚取了自行车，一路吹着口哨回校。
我按报上提供的信息，来到月坛公园参加招工招聘会。过了几天，物色到了适合兼职的几家公司。但每家公司都嫌我文凭太高，怕不好侍候，除了一大堆感谢之类的话外，什么都没表示。我回校后冥思苦想，总结了出师不利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我学业在身，外出打工也只能是兼职。每天固定到写字楼上班的活儿显然不适合我。二是我文凭实在高得离谱。整个会场也没见有人亮出本科文凭，每每我告诉招聘方说，本人是在读研究生时，对方都几乎无一例外地竖起耳朵疑惑地道：“什么？劳驾您大声点！”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儿本来就是白纸黑字写着“招工招聘会”，压根就是面向外地进京农民工朋友开设的。
第二周星期一的招聘会上，我来到一家快递公司的招聘摊前。这一次，我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自称初中学历且是自学成才。招聘小姐虽见我鼻梁上架着一副比洋酒瓶底还厚的黑框眼镜，但听我说的普通话又跟外地进京的农民工没啥二样，于是信以为真，连身份证也不看，当场表态可以录用。我欣喜若狂，痛快地应承马上可以上班。须知当时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公开招人打工的公司还是凤毛麟角。
这是一家位于丰台区的私人快递公司，名叫“魁克丽”，大概取自英语“quickly”，即“快”的意思。我到公司上班两天后才知道，这个公司虽称为“公司”，其实仅仅有两名正式员工而已，一个是总经理，一个是出纳兼会计，其他全是外地来的民工朋友。
总经理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女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每周上月坛招人。招聘时把稻草说成金条，但每到月底，总是绞尽脑汁找尽各种借口克扣六至七成的工资，因此，一到月底发工资那天，除了几个亲信外，其他人全都在一片骂骂咧咧声中离去了。
到快递公司打工后，凡是我没课的清晨，研究生宿舍楼那些有晨练习惯的同学，都会迷惑不解地伫立在存车棚前目送我奔向校大门，我身上印有“魁克丽速递公司”字样的黄色球衣以及挂在车把上同样印有“魁克丽速递公司”字样的白色纸袋，让他们好像不认识我似的。到了晚上，在路灯的映照下，那些有睡前散步习惯的同学，见我疲惫不堪蓬头垢面气喘吁吁地往楼前的车棚推着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部位都响个不停的自行车，也无不目瞪口呆。
所谓的上班，无须太多的专业知识。但知识含量越低的活儿，其繁重和艰辛的程度就越高。上班时，我老实巴交蹬着一部锈迹斑斑的自行车，一会儿忽东，一会儿忽西，奔跑于京城各大写字楼宾馆酒店之间。按公司规定，每隔三刻钟须往公司打一次电话，报告最新方位，以便总经理遥控。有时刚到朝阳区的昆仑饭店，还未透一口气，公司马上指令赶到西三环的香格里拉，刚迈出香格里拉大门，马上又称丽都假日饭店有急件。一天下来，只觉得腰酸腿疼，浑身骨头散了架一样。回到屋里，我往床上一倒，就鼾声如雷。
虽然自己是被当作民工招录进公司的，但现在每天干的活儿却比民工的还累，整个人儿也比民工还落魄潦倒。每天上门服务时，我可谓斯文扫地，受尽了各种白眼和蔑视。但这一切，我都强忍着。毕竟，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工钱，也勉强够开支一个月的伙食费。再说，每次到公司上班，不管业绩如何，敞开肚皮免费享用午餐便当也是无人指责的。
但后来的一次经历，让我改变了主意。
那天夜里，我离开公司后，蹬着车路过紫竹院公园南边的一个垃圾压缩站，刚好是下一个斜坡，暖暖的夜风从紫竹院里阵阵吹来，饥饿和困乏一下子掩埋了我的身心，我浑身只觉绵软毫无力气，踩着自行车也禁不住打起盹来，可刚一迷糊，就听“轰隆”一声响，我连人带车撞到了一部正徐徐地离开垃圾压缩站的垃圾车的车头。好在垃圾车刚刚启动，车速较慢，没有把我连人带车卷进车轮底下。
目瞪口呆的环卫大叔大婶们好久才缓过神来，他们赶紧围过来，小心翼翼地察看，我的额头鲜血如注，但还能勉强站起来，确认我并无生命危险后，长辈们纷纷戳着我的鼻子开骂了：“你说你这小伙子，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就敢跑到我们面前来逞能找死，这、这不是添乱吗……你爹妈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得费多少粮食呀……”
回到宿舍，我才发现腕上的手表——因打工需要，我特地跟王天乐借的那只桂花牌手表，已经被撞得稀巴烂了。
王天乐一边替我擦红花油，一边红着眼睛对我说：“手表坏了是小事，人能够回来就万幸了……”
夜里，我蒙着被子，咬着下唇，可依然泪流满面。
天亮时，我决定立即辞工。但到公司时，发现此时已是欲罢难休。原来，初进公司时，每人不仅被迫交了三百元押金，还被迫签下“不做满两个月，不退押金”的合约。
一个铜钿逼煞英雄汉。无可奈何，我只好做够两个月了。
早上起床后，我早早跑到北图看外文版录像。下午四点多，晕头转向的我拖着一身疲惫来到南楼大门边的走廊倚着门柱闭目养神，迷糊一会儿后，当我睁开惺忪睡眼看看手表，已经快五点了，又到了填肚皮的时间了。一想到吃饭，我就恨不得报复社会，人家三餐鸡鸭鱼肉，我却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穷啊，我在心里闷闷地干号了一声，右脚狠狠地往地上跺了一下，咦，不知道谁往地上丢了一张报纸，懒懒地用脚趾夹上来，原是一张当日的《招工招聘报》。
报上说，每周一三五在月坛公园召开招工招聘会，还密密麻麻刊有近千个招聘职位。我顿时精神大振，深感这可能是一条挣钱的门道，便小心翼翼地将报纸卷起来塞进裤兜，揉揉眼睛，屁颠屁颠地到存车棚取了自行车，一路吹着口哨回校。
我按报上提供的信息，来到月坛公园参加招工招聘会。过了几天，物色到了适合兼职的几家公司。但每家公司都嫌我文凭太高，怕不好侍候，除了一大堆感谢之类的话外，什么都没表示。我回校后冥思苦想，总结了出师不利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我学业在身，外出打工也只能是兼职。每天固定到写字楼上班的活儿显然不适合我。二是我文凭实在高得离谱。整个会场也没见有人亮出本科文凭，每每我告诉招聘方说，本人是在读研究生时，对方都几乎无一例外地竖起耳朵疑惑地道：“什么？劳驾您大声点！”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儿本来就是白纸黑字写着“招工招聘会”，压根就是面向外地进京农民工朋友开设的。
第二周星期一的招聘会上，我来到一家快递公司的招聘摊前。这一次，我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自称初中学历且是自学成才。招聘小姐虽见我鼻梁上架着一副比洋酒瓶底还厚的黑框眼镜，但听我说的普通话又跟外地进京的农民工没啥二样，于是信以为真，连身份证也不看，当场表态可以录用。我欣喜若狂，痛快地应承马上可以上班。须知当时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公开招人打工的公司还是凤毛麟角。
这是一家位于丰台区的私人快递公司，名叫“魁克丽”，大概取自英语“quickly”，即“快”的意思。我到公司上班两天后才知道，这个公司虽称为“公司”，其实仅仅有两名正式员工而已，一个是总经理，一个是出纳兼会计，其他全是外地来的民工朋友。
总经理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女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每周上月坛招人。招聘时把稻草说成金条，但每到月底，总是绞尽脑汁找尽各种借口克扣六至七成的工资，因此，一到月底发工资那天，除了几个亲信外，其他人全都在一片骂骂咧咧声中离去了。
到快递公司打工后，凡是我没课的清晨，研究生宿舍楼那些有晨练习惯的同学，都会迷惑不解地伫立在存车棚前目送我奔向校大门，我身上印有“魁克丽速递公司”字样的黄色球衣以及挂在车把上同样印有“魁克丽速递公司”字样的白色纸袋，让他们好像不认识我似的。到了晚上，在路灯的映照下，那些有睡前散步习惯的同学，见我疲惫不堪蓬头垢面气喘吁吁地往楼前的车棚推着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部位都响个不停的自行车，也无不目瞪口呆。
所谓的上班，无须太多的专业知识。但知识含量越低的活儿，其繁重和艰辛的程度就越高。上班时，我老实巴交蹬着一部锈迹斑斑的自行车，一会儿忽东，一会儿忽西，奔跑于京城各大写字楼宾馆酒店之间。按公司规定，每隔三刻钟须往公司打一次电话，报告最新方位，以便总经理遥控。有时刚到朝阳区的昆仑饭店，还未透一口气，公司马上指令赶到西三环的香格里拉，刚迈出香格里拉大门，马上又称丽都假日饭店有急件。一天下来，只觉得腰酸腿疼，浑身骨头散了架一样。回到屋里，我往床上一倒，就鼾声如雷。
虽然自己是被当作民工招录进公司的，但现在每天干的活儿却比民工的还累，整个人儿也比民工还落魄潦倒。每天上门服务时，我可谓斯文扫地，受尽了各种白眼和蔑视。但这一切，我都强忍着。毕竟，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工钱，也勉强够开支一个月的伙食费。再说，每次到公司上班，不管业绩如何，敞开肚皮免费享用午餐便当也是无人指责的。
但后来的一次经历，让我改变了主意。
那天夜里，我离开公司后，蹬着车路过紫竹院公园南边的一个垃圾压缩站，刚好是下一个斜坡，暖暖的夜风从紫竹院里阵阵吹来，饥饿和困乏一下子掩埋了我的身心，我浑身只觉绵软毫无力气，踩着自行车也禁不住打起盹来，可刚一迷糊，就听“轰隆”一声响，我连人带车撞到了一部正徐徐地离开垃圾压缩站的垃圾车的车头。好在垃圾车刚刚启动，车速较慢，没有把我连人带车卷进车轮底下。
目瞪口呆的环卫大叔大婶们好久才缓过神来，他们赶紧围过来，小心翼翼地察看，我的额头鲜血如注，但还能勉强站起来，确认我并无生命危险后，长辈们纷纷戳着我的鼻子开骂了：“你说你这小伙子，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就敢跑到我们面前来逞能找死，这、这不是添乱吗……你爹妈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得费多少粮食呀……”
回到宿舍，我才发现腕上的手表——因打工需要，我特地跟王天乐借的那只桂花牌手表，已经被撞得稀巴烂了。
王天乐一边替我擦红花油，一边红着眼睛对我说：“手表坏了是小事，人能够回来就万幸了……”
夜里，我蒙着被子，咬着下唇，可依然泪流满面。
天亮时，我决定立即辞工。但到公司时，发现此时已是欲罢难休。原来，初进公司时，每人不仅被迫交了三百元押金，还被迫签下“不做满两个月，不退押金”的合约。
一个铜钿逼煞英雄汉。无可奈何，我只好做够两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