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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修订版序
如下各篇文章，除两篇外均在英国写成；我本打算写一个系列，并为此作了种种记录，而本书里的篇章仅为系列中一部分。但限于当时的情况，我计划尚未成熟便不得不将它们一篇篇寄往美国，时时部分地或分期地发表出来。我最初并无意在英国发表，明白其中多数内容只会让美国读者感兴趣；事实上，英国出版界对美国人的文学作品所采取的严厉态度，也使我望而生畏。
第一卷作品就这样不定期刊登了，此时它们已开始穿越大西洋，并发表在《伦敦文学报》上，备受称赞。据说，伦敦的一位书商有意将其结集出版。我因此决定自己编撰稿子，这样不无益处，至少可以亲自修正审订。于是，我把从美国寄来的已刊印的作品交给著名出版家约翰·默里先生（他对我友好关心），请他审阅，同时告诉他，假如他果真有意让拙著面世，我手头尚有足够的稿子出版第二卷。几天过去后，默里先生没有任何消息，我便给他寄去一封短信，信中我把他的沉默看作是对拙著无声的拒绝，并请求把留给他的作品退还给我。如下是他的回信：
亲爱的先生：
我恳请你务必相信，对于你的善意我确实心怀感激，并且你颇为高雅的才能也使我满怀真诚敬意。我公司出版社里此时挤满工作人员工人，我只有一间办公室处理事务；
昨日我也忙得不可开交,否则我会高兴见你一面。
假如我不适合出版你的大作，只是由于我看不出有何余地——有了如此余地我方能在彼此之间获得恰当的理由，否则出版此书确实不能让我满意。
不过我会竭尽所能促进其流通，并非常乐意关注你未来的计划。
谨此致候。
您仍然忠实的仆人 约翰·默里
这真是令人失望，而假如在英国再版问题完全由我决定，我也许会就此作罢，不敢继续。可是我又担心会出现某种盗版。此时我想到了出版商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先生，在去爱丁堡期间我曾受到他盛情款待。不过我最初决定先把作品交给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英国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当时还不是爵士），因为几年前在阿博兹弗德时他曾热情接待过我，鼓励我把作品给他一阅；而对于我早期的作品，他还在别人面前加以赞扬。我因此将《见闻札记》中已刊印出的作品，通过公共马车用包裹给他寄去；我同时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及自从我有幸受到他款待之后，我的情况便出现了转机，从而我在写作上取得一些成功，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我于是恳求他审阅一下我寄去的作品，看看它们是否适合在欧洲再版，并确认康斯特布尔先生是否愿意出版。
我的包裹通过公共马车寄到司各特在爱丁堡的地址，而信则邮寄到他乡下的住处。第一批邮件刚到我就收到了回信，此时他尚未见到我的作品。
“你的信寄到阿博兹弗德时，”他说，“我在乡下凯尔索。现在我正要去城里，我会和康斯特布尔谈谈，尽量把你的想法告诉他——请相信，这是让我再高兴不过的了。”
而我提到的关于命运转机一事，又使敏感的司各特不无关切，他怀着天生具有、讲求实际有效的善意，已在设法帮助我。他进一步告诉我爱丁堡将创办一份周刊，并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才予以扶持，使其充分获得一切必要的稿子。用于编辑职位的经费十分充足，每年五百英镑，编辑还可以适当享有其他优越条件。这一职位显然由司各特负责安排，他坦诚地提供给我。但他明白表示，此项工作多少带一些政治色彩，他担心刊物所采用的调子不适合我。“不过我之所以贸然提出这个问题，”他补充说，“是因为就我所知，你是最有资格担当如此重任的人，也许还因为那样你便必然会到爱丁堡来。假如我的建议不妥，你只需对此事守口如瓶就是了，也并无任何害处。‘看在我的份上请别冤枉我呀。’[ 引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假如与此相反，你认为这工作适合你，那么尽快通知我，请把信寄到爱丁堡城堡街。”
随后他又从爱丁堡给我寄来短信，补充道：“我刚到此处，并浏览了一下《见闻札记》。作品的确不错，如果可能的话，我越来越想‘诱骗’[ 原文为crimp，本意是诱骗人去当兵。此处喻指让作者投身于文学。]你下海了。不过这样的事情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尤其在最初时；但我们会尽量把它们排除掉的。”
如下是我的回信，草稿有些欠妥，在寄出的抄写稿中作了些修改：
“您的来信让我多么高兴，我简直难以表达。我开始觉得，好像自己过于冒失无礼了；但不知怎的，您身上焕发出的亲切宜人的阳光，温暖着每个卑微胆小的生灵，使之产生勇气和信心。您在文学方面的提议，既让我吃惊又让我欣喜，因为我远没有您所赞扬的那些才能。”
我继而解释，说我发现自己尤其不适合所提供的职位，这不仅由于我持有的政治观点，而且由于我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我的整个生活，”我说，“都是散漫无序的，任何井井有条的工作或规定的身心劳动，于我均不适宜。即便我现有的这点拙才，也难以很好发挥，并且倘若从命，我还得对自己的思想变化严加注意，犹如要对风标的变化密切观察一般。也许经过实践与训练，我能做到更加规范，但就眼前而论，我仿佛是个本国的印第安人或顿河[ 俄罗斯东欧平原南部的河流。]哥萨克人，无法从事按部就班的职业。
第一卷作品就这样不定期刊登了，此时它们已开始穿越大西洋，并发表在《伦敦文学报》上，备受称赞。据说，伦敦的一位书商有意将其结集出版。我因此决定自己编撰稿子，这样不无益处，至少可以亲自修正审订。于是，我把从美国寄来的已刊印的作品交给著名出版家约翰·默里先生（他对我友好关心），请他审阅，同时告诉他，假如他果真有意让拙著面世，我手头尚有足够的稿子出版第二卷。几天过去后，默里先生没有任何消息，我便给他寄去一封短信，信中我把他的沉默看作是对拙著无声的拒绝，并请求把留给他的作品退还给我。如下是他的回信：
亲爱的先生：
我恳请你务必相信，对于你的善意我确实心怀感激，并且你颇为高雅的才能也使我满怀真诚敬意。我公司出版社里此时挤满工作人员工人，我只有一间办公室处理事务；
昨日我也忙得不可开交,否则我会高兴见你一面。
假如我不适合出版你的大作，只是由于我看不出有何余地——有了如此余地我方能在彼此之间获得恰当的理由，否则出版此书确实不能让我满意。
不过我会竭尽所能促进其流通，并非常乐意关注你未来的计划。
谨此致候。
您仍然忠实的仆人 约翰·默里
这真是令人失望，而假如在英国再版问题完全由我决定，我也许会就此作罢，不敢继续。可是我又担心会出现某种盗版。此时我想到了出版商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先生，在去爱丁堡期间我曾受到他盛情款待。不过我最初决定先把作品交给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英国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当时还不是爵士），因为几年前在阿博兹弗德时他曾热情接待过我，鼓励我把作品给他一阅；而对于我早期的作品，他还在别人面前加以赞扬。我因此将《见闻札记》中已刊印出的作品，通过公共马车用包裹给他寄去；我同时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及自从我有幸受到他款待之后，我的情况便出现了转机，从而我在写作上取得一些成功，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我于是恳求他审阅一下我寄去的作品，看看它们是否适合在欧洲再版，并确认康斯特布尔先生是否愿意出版。
我的包裹通过公共马车寄到司各特在爱丁堡的地址，而信则邮寄到他乡下的住处。第一批邮件刚到我就收到了回信，此时他尚未见到我的作品。
“你的信寄到阿博兹弗德时，”他说，“我在乡下凯尔索。现在我正要去城里，我会和康斯特布尔谈谈，尽量把你的想法告诉他——请相信，这是让我再高兴不过的了。”
而我提到的关于命运转机一事，又使敏感的司各特不无关切，他怀着天生具有、讲求实际有效的善意，已在设法帮助我。他进一步告诉我爱丁堡将创办一份周刊，并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才予以扶持，使其充分获得一切必要的稿子。用于编辑职位的经费十分充足，每年五百英镑，编辑还可以适当享有其他优越条件。这一职位显然由司各特负责安排，他坦诚地提供给我。但他明白表示，此项工作多少带一些政治色彩，他担心刊物所采用的调子不适合我。“不过我之所以贸然提出这个问题，”他补充说，“是因为就我所知，你是最有资格担当如此重任的人，也许还因为那样你便必然会到爱丁堡来。假如我的建议不妥，你只需对此事守口如瓶就是了，也并无任何害处。‘看在我的份上请别冤枉我呀。’[ 引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假如与此相反，你认为这工作适合你，那么尽快通知我，请把信寄到爱丁堡城堡街。”
随后他又从爱丁堡给我寄来短信，补充道：“我刚到此处，并浏览了一下《见闻札记》。作品的确不错，如果可能的话，我越来越想‘诱骗’[ 原文为crimp，本意是诱骗人去当兵。此处喻指让作者投身于文学。]你下海了。不过这样的事情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尤其在最初时；但我们会尽量把它们排除掉的。”
如下是我的回信，草稿有些欠妥，在寄出的抄写稿中作了些修改：
“您的来信让我多么高兴，我简直难以表达。我开始觉得，好像自己过于冒失无礼了；但不知怎的，您身上焕发出的亲切宜人的阳光，温暖着每个卑微胆小的生灵，使之产生勇气和信心。您在文学方面的提议，既让我吃惊又让我欣喜，因为我远没有您所赞扬的那些才能。”
我继而解释，说我发现自己尤其不适合所提供的职位，这不仅由于我持有的政治观点，而且由于我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我的整个生活，”我说，“都是散漫无序的，任何井井有条的工作或规定的身心劳动，于我均不适宜。即便我现有的这点拙才，也难以很好发挥，并且倘若从命，我还得对自己的思想变化严加注意，犹如要对风标的变化密切观察一般。也许经过实践与训练，我能做到更加规范，但就眼前而论，我仿佛是个本国的印第安人或顿河[ 俄罗斯东欧平原南部的河流。]哥萨克人，无法从事按部就班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