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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章难忘的日子
一、难忘的日子
一九年五月七日，刚刚十五岁出头的我，和三十多名男女年轻人一起，背乡离井，从皖西六安来到皖东天长。在天长县杨村镇一个叫后家湖的地方，开始了我漫长的知青生活。
这个日子很好记，因为两年后的五月七日，有个著名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说的话、写的文章、诗词、批示、信件，当时叫最高指示。
在这个最高指示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如果说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文章，是文化大革命序曲的话，五七指示就是“文革”的冲锋号。
五七指示在“文革”中是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厂矿工作的指导方针。为落实的最高指示，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五七干校”。
说来好笑，按说能进“五七干校”的人，应该是最革命的那种人才对，奇怪的是，凡是到“五七干校”“学习”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
我们看看杨绛先生著名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就能感觉到“五七干校”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了。
在文革中，“五七指示”还成为中国教育的办学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长期混乱局面。
时光如逝水，回首一瞥，今已悠悠五十年矣。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
城市知识青年，包括社会失业青年下放农村和支边去新疆建设兵团，并非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实际上从一九六二年就已经开始。再早点，从一九五八年知识青年支边、支内，就已经开始。
当时，知识青年下农村的代表人物，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人。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知青和社会青年，都要“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权者将知青下放这一政策和规模，发展到极致。而且几乎都是强迫执行，只有极少数城市青年可以幸免下放去农村的厄运。
我在一九年初，参加了一次六安东大街街道举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时至今日，记忆犹新。
当时，街道干部在动员大会上大体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国家很困难，大家刚刚能吃上饭，这是幸事。目前，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别的事情都不重要。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六安，三至五年内，一切厂矿单位都不招工。你们这些青年人，大学你们考不上，当兵你们大部分人不是政审过不了关，就是身体不够条件。你们以后指望什么吃饭？你们要是不去新疆，不去农场，那你们将来就没饭吃，就是死路一条。”
这与报纸上的言论大不相同，但很实在。
事实上也是如此，人要活，就要吃饭，就要选择一条活路。亲眼目睹过前几年大量饿死人惨象的我，深知吃不上饭的可怕。
我必须找个饭碗，以维持我的生命。
那首几代人喜爱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里，有句唱词是“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我听着就觉得很可笑。我都活不下去了，还幸福？从记事起，家里的日子过得就苦不堪言，谁也没有给我安排过幸福的生活。
去新疆建设兵团我年龄不够，于是我隐瞒年龄，谎报是十八岁，终于能去了农场。
除此，我别无选择。
没料到的是，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安徽天长县的后家湖农场，原来是县办农场，后合并到隶属于安徽省农垦厅辖下的国营大圹圩农场。
一九年五月七日，刚刚十五岁出头的我，和三十多名男女年轻人一起，背乡离井，从皖西六安来到皖东天长。在天长县杨村镇一个叫后家湖的地方，开始了我漫长的知青生活。
这个日子很好记，因为两年后的五月七日，有个著名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说的话、写的文章、诗词、批示、信件，当时叫最高指示。
在这个最高指示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如果说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文章，是文化大革命序曲的话，五七指示就是“文革”的冲锋号。
五七指示在“文革”中是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厂矿工作的指导方针。为落实的最高指示，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五七干校”。
说来好笑，按说能进“五七干校”的人，应该是最革命的那种人才对，奇怪的是，凡是到“五七干校”“学习”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
我们看看杨绛先生著名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就能感觉到“五七干校”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了。
在文革中，“五七指示”还成为中国教育的办学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长期混乱局面。
时光如逝水，回首一瞥，今已悠悠五十年矣。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
城市知识青年，包括社会失业青年下放农村和支边去新疆建设兵团，并非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实际上从一九六二年就已经开始。再早点，从一九五八年知识青年支边、支内，就已经开始。
当时，知识青年下农村的代表人物，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人。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知青和社会青年，都要“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权者将知青下放这一政策和规模，发展到极致。而且几乎都是强迫执行，只有极少数城市青年可以幸免下放去农村的厄运。
我在一九年初，参加了一次六安东大街街道举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时至今日，记忆犹新。
当时，街道干部在动员大会上大体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国家很困难，大家刚刚能吃上饭，这是幸事。目前，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别的事情都不重要。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六安，三至五年内，一切厂矿单位都不招工。你们这些青年人，大学你们考不上，当兵你们大部分人不是政审过不了关，就是身体不够条件。你们以后指望什么吃饭？你们要是不去新疆，不去农场，那你们将来就没饭吃，就是死路一条。”
这与报纸上的言论大不相同，但很实在。
事实上也是如此，人要活，就要吃饭，就要选择一条活路。亲眼目睹过前几年大量饿死人惨象的我，深知吃不上饭的可怕。
我必须找个饭碗，以维持我的生命。
那首几代人喜爱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里，有句唱词是“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我听着就觉得很可笑。我都活不下去了，还幸福？从记事起，家里的日子过得就苦不堪言，谁也没有给我安排过幸福的生活。
去新疆建设兵团我年龄不够，于是我隐瞒年龄，谎报是十八岁，终于能去了农场。
除此，我别无选择。
没料到的是，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安徽天长县的后家湖农场，原来是县办农场，后合并到隶属于安徽省农垦厅辖下的国营大圹圩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