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堂在诗文中出现是很平常的事，白居易在三月三日诗中有“画堂三月初三日，絮扑窗纱燕拂檐”的句子，这可能是画堂春色较早的描绘了。唐时大凡豪贵之家皆雕梁画栋，豪华富丽的厅堂都叫画堂。其实在寇准原创的踏莎行中亦有“画堂人静雨蒙蒙”一句，如果不是寇准那时脑中想到那几句唐诗，他完全有可能将踏莎行取名为画堂春。只是同样是画堂，寇准笔下的画堂和秦观笔下的画楼含义并不相同，就像他们的性格与人生完全不同一样。

    踏莎行和画堂春吟咏的内容和曲调上的起伏基本相似，大都是伤春之作，因人而有境界高下不同而已。秦观这两首画堂春好在“放花无语对斜晖”，比那些“好花堪折直须折”的伤春玩春之作，岂非两个境界看到这样的句子，你会伤心着他的伤心，惜春人亦如春色，浑然忘我，这样春色淹留的画堂也似一个象征，读书人苦读进取也可说为了有这样一座象征身份地位的画堂，而一旦被弃，画堂也成了禁锢雄心，消磨岁月的牢笼。

    黄庭坚也作画堂春，没有春光妖娆，倒有秋意清凉。

    摩围小隐枕蛮江，蛛丝闲锁晴窗。

    水风山影上修廊，不到晚来凉。

    相伴蝶穿花迳，独飞鸥舞溪光。

    不因送客下绳床，添火炷炉香。

    此心安处：定风波与满庭芳

    1083年，苏轼被贬到黄州的第四年，也是朝云来到苏轼身边的第九个年头，她已从一个小女孩长成小小的妇人，而他奔波羁旅的宦海生涯犹自漫漫无涯。近千年之后，我翻看苏轼的年谱，看他六十四年的生命中西来东去，南迁北移的足迹，真是辛酸。除了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那几年，他几乎不曾有过平静安稳的日子。黄州于他其实是一个好地方，于宋词更是一个闪烁着神采的地方。他在那里营筑雪堂，躬耕东坡，在那里酝酿千古绝唱，那一年中有两件事在遥远岁月中闪着凄恻而温暖的光芒。

    那一年，他的好朋友王巩从被贬的岭南被召回路过黄州来看他。王巩是苏轼的好友，是因为乌台诗案而受连累而被处罚得最重的几个人之一，被贬到了遥远的岭南宾州。对于朋友们因他而获罪，苏轼心中是很难过的。他在后来为王巩的诗集作的序中曾说过一段话，真切地记录了他对于王巩的感情。当年因为他王巩被贬，一个儿子死在宾州，一个儿子死在老家，而王巩自己也差点病死，苏轼心中难过愧疚，心想王巩心里一定对他有所怨恨，都不敢写信去问候他。可没想到，王巩不但没有怨恨他，后来还把自己写的几百首诗寄给苏轼，非但不怨，且清平丰融，有治世之音。真正是不怨天不尤人。苏轼大为感动。被贬黄州前，王巩有一次到徐州看望当太守的苏轼，王巩和朋友们吹笛饮酒，乘月而归的潇洒被苏轼喻为“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苏轼就是这样的坦白真切，说他可爱那是真的。就连给别人写序文他都坦诚如此，也有些小心眼，甚至软弱。但他从来不虚伪，胸怀敞亮如天地。在王巩从贬居地返回京城途中路过黄州来看望苏轼的时候，苏轼的心情可想而知，而在这次会面中，重点人物不是苏轼也不是王巩，而是一个叫柔奴的女子。

    柔奴是王巩的侍妾，一如朝云于东坡。

    当年王巩被贬出京，只有柔奴随他前往。柔奴本也是洛阳城中大户人家的女孩儿，小时候家境不错，后来家道中落沦作歌女，被王巩纳作小妾，王巩待她亲厚，并未吃过什么苦。王巩落难之际，她毅然随行。在会面的酒宴中，苏轼见到了这对患难夫妻。于是有了那段著名的对话和那首后来千古传唱的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自做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乍见柔奴，觉得她愈发地美丽，岭南五年的湿热与风霜不但没有憔悴柔奴的容颜，反而让她更显妩媚清丽，生活显然是艰苦的，岁月如何能像她的笑容还有梅花的清甜宾州该是他们的伤心地才对啊，苏轼转头向柔奴，在岭南生活一定很艰苦吧柔奴笑着淡淡地说：“此心安处是吾乡。”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一语道破了天机，天机不过就是人心而已。

    当年的王郎就被苏轼称作“琢玉郎”，是说他多情而潇洒，天都合该配给他一位灵巧聪慧的会做点酥巧食的女子。柔奴的歌声如炎日飞雪，荒凉湿热之地因为有了她的歌声而变得清凉，岭南的梅影映在柔奴的笑容和歌声里，一花一世界，一心一重天。有这样的女子，王巩何幸，有这样的朋友苏轼何幸。命运在最大的不公平中有时会偶尔留下一丝温暖慰籍的余温，让人对这尘世难舍难弃，又好像一些另有深意的安排，一人一事都不是随便出现的，全看你心智够不够来领悟天意。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柔奴首创，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可见，柔奴是个知书识理而感性的女子，随遇而安、洞悉世事是男人的通达心性，她只是跟随他而已，与他共进退，这世间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繁复的心思和衡量，爱是肯定有的，但她亦未多想，多想了必然没有这般淡然随意。

    1083年，另一件事情带着更加短暂的甜蜜和深深的忧伤。那一年，朝云为苏轼生下了幼子干儿。47岁的苏轼老来得子，他欣喜亦有忧，写诗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惜，干儿一岁就夭折了。小小的孩子长得眉眼极像他，是他那段日子里欢笑的源泉。苏轼悲从中来，朝云悲伤欲绝。她的悲伤是远远地超过了他的，他还可以慢慢淡忘，而此后她只是愈发地沉静了，跟着老尼学佛。朝云从来也未曾以歌舞词章取悦于他，只有一颗与他相通的心而已，而他看她的眼中更多了夫妻情份的怜惜。

    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和王巩柔奴的这次会面好像成了一个预言，12年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他和朝云的身上。他被朝廷一贬再贬，她跟随他，一路跋涉，也来到了梅花盛长的岭南惠州，而那竟成了朝云的最后归宿。没有黄州就没有苏轼，没有惠州也就没有了朝云，但那是后话了。

    还是让我们停留在黄州，那个因为苏词而熠熠闪光的地方。在迎来王巩的前一年，苏轼还曾写下过另一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拣尽寒枝不肯栖”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们真能看到苏轼在黄州的历程，同样是被贬，同样是受诬陷，苏轼也不是超人，只是通达善于化解而已。这世间的苦难和险恶他一样恐惧忧虑，只是他找得到办法，通往圆满之界的道路无数条，他在尘世路路不通，在心的疆域他可以任意纵横。旁人因他只觉得快乐信任。在闭塞的偏远之地，他经常一个人穿着草鞋披着竹笠，驾一叶小舟，在山水间漫游，和打柴捕鱼的樵夫渔夫一起饮酒谈笑，喝高兴了还往往被那些喝醉了的农人推骂，他心头只是暗喜，终于没有人认识我了。

    定风波是个老词牌，敦煌曲子词中就有：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场骋偻啰。

    手持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徳能多。

    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很明显，那时的定风波还是儒生渴望上战场平定风云的本意。也是一个教坊曲。唐朝尚武，骨子里有股血性，鼓励文人投笔从戎，建立立业。“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很能代表许多读书人的人生理想。边塞诗是唐诗中的仰天长啸。敦煌自古多名将，定风波这样的教坊曲在晚唐仍然时时在教坊中演唱，只是它不再有初唐盛唐时候的赫赫声威。

    到了五代，被欧阳炯毫无意外地填作艳词，直到苏轼在黄州的出现，风波乍现，惊天动地。人世间的风波不由分说，而人心的风波可以风起云涌也可以风平浪静，只看你有没有那一颗有定力的心。

    辛弃疾也作定风波：

    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

    老去逢春如病酒，唯有，茶瓯香篆小帘栊。

    卷尽残花风未定，休恨，花开元自要春风。

    试问春归谁得见飞燕，来时相遇夕阳中。

    稼轩词中也有一份淡定从容闲看落花的意味，但心中还是有恨，不如苏轼的无雨无晴还得更彻底。宋人里像稼轩这样的以武起事，以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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