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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借医术为入世之谋
烈日炎炎的夏日，怀揣着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证和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发奖状的孙中山，要回乡下去看看，露过澳门时，却恋恋不舍，漫步在圣保禄教堂的遗址上。
孙中山知道，圣保禄教堂始建于1602年，由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斯皮诺拉神父设计，整个工程直到1640年间才完全竣工，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教堂。只因为1835年的一场大火，直烧得就剩下教堂正面的前壁和堂前的石阶。因教堂前壁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本地人便称为大三巴牌坊。
孙中山拾级而上，来到牌坊前面，伸出手去触摸到那用麻石砌成的大三巴前壁。
近两天来，孙中山一颗高贵的心一直有点儿烦，有点儿恼。当他的手触到石牌时，仿佛有一种来自久远、神圣的祥霭在温润他的心，驱散他心中的烦恼。
“我对这举世闻名的圣保禄教堂应该有足够的尊重，就象对自己也应该有足够的尊重一样，我不该为一点小事受挫就生气。”
孙中山这么想着，目光欣赏地注视着石牌上的花纹。他感到有些放松，手仍然虔诚地、极有涵养地一来一回地轻抚着石牌。
他刚说到的一点小事，指的其实是他香港西医学堂毕业后失去的首个工作机遇。
根据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堂学业上突出的表现，他的恩师、英人康德黎请求港督威廉•罗便臣推荐他赴京任职。威廉•罗便臣接受了康德黎的请求，至函英帝国驻北京公使，希望英公使能把孙中山推荐给北洋大臣李鸿章。英帝国驻北京公使采纳了港督的意见，极负责地将孙中山推荐给李鸿章。
看过公使的推荐信和孙中山的有关资料，李鸿章接纳了孙中山，授予孙中山“钦命五品军牌”、每月俸暂为50元，“可以至京侯缺”。
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孙中山都在勤苦地学习，无论学习什么，目的都是济世救民。如今，西医学院刚刚毕业，就能获名臣李鸿章推荐，得月薪五十元的“钦命五品军牌”之职，这无疑是报效国家的良好机遇。
更何况，李鸿章是香港西医书院名誉赞助人，深受孙中山恩师康德黎盛赞，就在1892年孙中山的毕业典礼上，他还聆听了康德黎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的演说，心里对李鸿章充满好感，只想能跟着这位“中国之俾斯麦”，干一番强盛自己国家的大事来。
孙中山满怀美好愿望，兴匆匆地到广州去办理赴京手续。接待孙中山的，是李鸿章的哥哥，担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
这李瀚章，从1889年8月8日奉旨接替张之洞两广总督的官职，作为广东、广西两省之最高统治者，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可能是在官场上混得太久，看多了一些丑恶的事情，办起事来颇为刁钻。他见孙中山持了哥哥李鸿章的信函来，不仅不好好款待，反而百般刁难，不停地问这问那，抖露出许多不信任不说，最后还要孙中山填写三代履历。
孙中山父亲孙达成，早年在澳门闹市内著名的板樟堂街开一间鞋铺，当鞋匠十多年，积累了为结婚用的“老婆本”，三十多岁才回家乡翠亨结婚。
这些，又有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皇帝，其中还有要饭的。一个人的出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是我来为朝廷做事，与我三代何干？更何况，一脸的不信任，仿佛手上他哥哥李鸿章、还有恩师康德黎、以及港督罗便臣，这些人主动为我亲笔写的推荐信，都是我用不正当手段换来的。
孙中山这么想着，又气又恼。他一甩袖子，扭头走出两广总督府，放弃了赴京任职的美差。
他人推荐的工作没法做了，自己可以做一份自己热爱的；直接报效国家的机会丧失了，还可以间接地报效国家。
“不为良相再做良医”吗！孙中山想到这里，不由自嘲地笑了笑，在心里问自己：怎么，我怎么走回到檀香山杜老师走的路上来了？
他笑着摇摇头，抬起来，望了望牌坊上湛兰的天空，心里有了主意。
大约过了半小时，孙中山已经出现在镜湖马路上。就在这条路的南端，有一所镜湖医院，在他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这家医院的董事曹子基、何穗田就曾热情地邀请他到这里来行医。
镜湖医院，1871年时由澳门华人创办，是当年南中国颇具规模的中医院，不仅设备完善，而且管理机制十分先进，遗憾的是当时还没有兼设西医。
就在孙中山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的前一年暑假，回乡时露过澳门，偶听人说有一病人肾囊大如斗，久病不治，已然快要毙命。
当时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孙中山一听有病人要死，即动了测隐之心，追问病人住址。赶到那里，却正是镜湖医院。
孙中山看过病人，又问过病情，声言说：“我可以治！”
这言语一出，不啻是一个震天的惊雷。堂堂的镜湖医院，一流名医不多也有七八人，大家诊治了那么久，病情都不曾见好转，你一个学生，怎么就敢出此狂言。更要命的是，这病人是谁？正是澳门大绅士、镜湖医院董事曹子基的亲戚。
虽然孙中山敢口出狂言，却没人能做得了这主。孙中山看着病人痛苦，象是自己难受一样，心里着急，两眼一瞪大声催促说：“快去找能主事的人来！”
于是便有人匆匆跑去找来曹子基。这位澳门著名的绅士看看孙中山，又看看自己生病的亲戚，良久，一挥衣袖说：“就让他替你诊治吧。”
于是，奇迹出现了。孙中山先用银针刺出病人大如斗肾囊里的水，然后再进行手术。他一双神奇的手，竟从病人的体内取出一个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的结石。
现如今，这种事已是不足为奇，可在当时，去实属罕见，直惊喜得老绅士曹子基对孙中山翘起大姆指，真诚地对孙中山发出邀请说：“西医利害，我信了。你毕业以后，就上我这儿来。”
孙中山当时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只是挥挥手就赶回乡下去了。现在，孙中山回来了，他挺着胸膛，一步一步地朝镜湖医院走去。
澳门开埠几百年，长期华洋混集，中西文化融汇，彰显“两先”之新兆，既得风气之先，亦敢领风气之先。至于镜湖医院，更是有作为、有创意的组织，能给予西医西药发展以良好机遇。
我要抓住澳门这“两先”的机遇，在镜湖医院这个平台上，在华人社会中竭力提倡西医，宣传科学，强壮我国民身体，为国家的强大出一份力。
孙中山抱了这样的想法，1892年9月，正式走进澳门镜湖医院行医，成为澳门有史以来首位华人西医。从此，与这座小城结下不解之缘。
镜湖医院办院宗旨是“赠医施药、为民解困、兴学育才”，这些正合孙中山的口味，他不但身体力行，还又推出“自愿赠医”、“药局赠药”的办法。在《中西日报》上，孙中山公开声明：“每日10点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
孙中山知道，圣保禄教堂始建于1602年，由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斯皮诺拉神父设计，整个工程直到1640年间才完全竣工，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教堂。只因为1835年的一场大火，直烧得就剩下教堂正面的前壁和堂前的石阶。因教堂前壁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本地人便称为大三巴牌坊。
孙中山拾级而上，来到牌坊前面，伸出手去触摸到那用麻石砌成的大三巴前壁。
近两天来，孙中山一颗高贵的心一直有点儿烦，有点儿恼。当他的手触到石牌时，仿佛有一种来自久远、神圣的祥霭在温润他的心，驱散他心中的烦恼。
“我对这举世闻名的圣保禄教堂应该有足够的尊重，就象对自己也应该有足够的尊重一样，我不该为一点小事受挫就生气。”
孙中山这么想着，目光欣赏地注视着石牌上的花纹。他感到有些放松，手仍然虔诚地、极有涵养地一来一回地轻抚着石牌。
他刚说到的一点小事，指的其实是他香港西医学堂毕业后失去的首个工作机遇。
根据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堂学业上突出的表现，他的恩师、英人康德黎请求港督威廉•罗便臣推荐他赴京任职。威廉•罗便臣接受了康德黎的请求，至函英帝国驻北京公使，希望英公使能把孙中山推荐给北洋大臣李鸿章。英帝国驻北京公使采纳了港督的意见，极负责地将孙中山推荐给李鸿章。
看过公使的推荐信和孙中山的有关资料，李鸿章接纳了孙中山，授予孙中山“钦命五品军牌”、每月俸暂为50元，“可以至京侯缺”。
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孙中山都在勤苦地学习，无论学习什么，目的都是济世救民。如今，西医学院刚刚毕业，就能获名臣李鸿章推荐，得月薪五十元的“钦命五品军牌”之职，这无疑是报效国家的良好机遇。
更何况，李鸿章是香港西医书院名誉赞助人，深受孙中山恩师康德黎盛赞，就在1892年孙中山的毕业典礼上，他还聆听了康德黎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的演说，心里对李鸿章充满好感，只想能跟着这位“中国之俾斯麦”，干一番强盛自己国家的大事来。
孙中山满怀美好愿望，兴匆匆地到广州去办理赴京手续。接待孙中山的，是李鸿章的哥哥，担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
这李瀚章，从1889年8月8日奉旨接替张之洞两广总督的官职，作为广东、广西两省之最高统治者，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可能是在官场上混得太久，看多了一些丑恶的事情，办起事来颇为刁钻。他见孙中山持了哥哥李鸿章的信函来，不仅不好好款待，反而百般刁难，不停地问这问那，抖露出许多不信任不说，最后还要孙中山填写三代履历。
孙中山父亲孙达成，早年在澳门闹市内著名的板樟堂街开一间鞋铺，当鞋匠十多年，积累了为结婚用的“老婆本”，三十多岁才回家乡翠亨结婚。
这些，又有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皇帝，其中还有要饭的。一个人的出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是我来为朝廷做事，与我三代何干？更何况，一脸的不信任，仿佛手上他哥哥李鸿章、还有恩师康德黎、以及港督罗便臣，这些人主动为我亲笔写的推荐信，都是我用不正当手段换来的。
孙中山这么想着，又气又恼。他一甩袖子，扭头走出两广总督府，放弃了赴京任职的美差。
他人推荐的工作没法做了，自己可以做一份自己热爱的；直接报效国家的机会丧失了，还可以间接地报效国家。
“不为良相再做良医”吗！孙中山想到这里，不由自嘲地笑了笑，在心里问自己：怎么，我怎么走回到檀香山杜老师走的路上来了？
他笑着摇摇头，抬起来，望了望牌坊上湛兰的天空，心里有了主意。
大约过了半小时，孙中山已经出现在镜湖马路上。就在这条路的南端，有一所镜湖医院，在他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这家医院的董事曹子基、何穗田就曾热情地邀请他到这里来行医。
镜湖医院，1871年时由澳门华人创办，是当年南中国颇具规模的中医院，不仅设备完善，而且管理机制十分先进，遗憾的是当时还没有兼设西医。
就在孙中山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的前一年暑假，回乡时露过澳门，偶听人说有一病人肾囊大如斗，久病不治，已然快要毙命。
当时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孙中山一听有病人要死，即动了测隐之心，追问病人住址。赶到那里，却正是镜湖医院。
孙中山看过病人，又问过病情，声言说：“我可以治！”
这言语一出，不啻是一个震天的惊雷。堂堂的镜湖医院，一流名医不多也有七八人，大家诊治了那么久，病情都不曾见好转，你一个学生，怎么就敢出此狂言。更要命的是，这病人是谁？正是澳门大绅士、镜湖医院董事曹子基的亲戚。
虽然孙中山敢口出狂言，却没人能做得了这主。孙中山看着病人痛苦，象是自己难受一样，心里着急，两眼一瞪大声催促说：“快去找能主事的人来！”
于是便有人匆匆跑去找来曹子基。这位澳门著名的绅士看看孙中山，又看看自己生病的亲戚，良久，一挥衣袖说：“就让他替你诊治吧。”
于是，奇迹出现了。孙中山先用银针刺出病人大如斗肾囊里的水，然后再进行手术。他一双神奇的手，竟从病人的体内取出一个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的结石。
现如今，这种事已是不足为奇，可在当时，去实属罕见，直惊喜得老绅士曹子基对孙中山翘起大姆指，真诚地对孙中山发出邀请说：“西医利害，我信了。你毕业以后，就上我这儿来。”
孙中山当时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只是挥挥手就赶回乡下去了。现在，孙中山回来了，他挺着胸膛，一步一步地朝镜湖医院走去。
澳门开埠几百年，长期华洋混集，中西文化融汇，彰显“两先”之新兆，既得风气之先，亦敢领风气之先。至于镜湖医院，更是有作为、有创意的组织，能给予西医西药发展以良好机遇。
我要抓住澳门这“两先”的机遇，在镜湖医院这个平台上，在华人社会中竭力提倡西医，宣传科学，强壮我国民身体，为国家的强大出一份力。
孙中山抱了这样的想法，1892年9月，正式走进澳门镜湖医院行医，成为澳门有史以来首位华人西医。从此，与这座小城结下不解之缘。
镜湖医院办院宗旨是“赠医施药、为民解困、兴学育才”，这些正合孙中山的口味，他不但身体力行，还又推出“自愿赠医”、“药局赠药”的办法。在《中西日报》上，孙中山公开声明：“每日10点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