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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除夕
“那些梦中，我总能听见船的声音，忽远忽近。”
——吴越的作文（2008）
原斌消失之前，经常和时不时回来的梁续争执，北京生活到底需不需要买车。
原斌总说北京的公共交通四通八达，舒服得很，买车纯粹是梁续为了虚荣。
每当这种时候，梁续会在手机里找到西二旗地铁站早高峰的照片。而原斌总避开视线，说那是个别现象。
只有他会和梁续辩论这些事情，因为他是除了梁续之外，在北京待过时间最长的人。
原斌来烟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传说，传说里他是北京人。
这话倒是难说真假，原斌的爷爷是北京人，是一所北京的985大学的学生大队大队长。这个职位听起来像是学校里的孩子头，但在那个年代，这是部队转业最好的出路。
这个岗位是在学校里抓学生思想的，除了抓思想，没有其他任何需要会的东西，待遇却与大学教授全一样。
所以他记事之后的几年，是在优越的环境下度过的。童年对于他，是石榴白狗秋千架，桃酥泡牛奶，北海公园儿的小船，南来顺的肚仁儿，隆福寺的面茶。
他在那个大院子里学会了吃饭，学会了走路，而后总是穿着一件灰色花纹的圆领毛衣，和周围的小伙伴们玩儿在一起。虽不算大富之家，在院子里迎来送往的也多是工作“体面”的人。
这是他仅存的对于北京的记忆，在他六岁的那一年，一切便停止了。
原斌的爸爸当然也是北京人。他成长在那个洋气的年代，崔健把臧天朔拉出了院子，大家在军大衣下面穿上了喇叭裤，慢慢时髦起来。他爸爸也是这文艺浪潮中的一员，半路出家搞起了摄影。
那时的胶东，在内陆城市的青年眼中，可是出了名的好地方，拍山，拍海，拍天鹅。父亲为了拍出点儿名堂，便去南下采风。他们拍海景，还拿了些摄影比赛的奖。那些照片儿原斌也见过，时间长了，仿佛也被海水浸泡过一样，罩了一层的蓝灰色。
北京的摄影师，到地方上自然风光，一次失手打碎了原斌妈妈影楼里的花瓶，两个人由吵架到爱慕，没出两年便结了婚，听起来是浪漫的。
但浪漫的事情，往往经不住推敲。
两口子回到了北京，为了安稳，原斌的爷爷给他爸托关系找了份报社的工作。那时间报社可是大企业，铁饭碗。早早便装上了电梯，楼顶甚至有舞厅。
可没过两年，电视越来越多，看报纸的越来越少，除了重要的几家，所有的报社都进行了整改，事业单位变成了自负盈亏。
自负盈亏便肯定是亏的，否则家又为何要甩掉这么个包袱。
等着盼着的分房解决不了，原斌的爸爸作为家里最浪漫的三公子，自然不愿埋没了自己。待到原斌能走路了，便辞了工作，带着媳妇孩子二下胶东赚钱去。
凭着获过奖的名气，起初他还能混混名流圈子。可惜好景不长，下岗潮袭来，国内哀声一片，家家攥紧了皮夹子。
领导和老板们给他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便开始跑婚礼，和一帮当地摄影师抢工作。即便这样，收入也没有比以前好一些。
总之一年多下来，一家三口又退掉了在银行后面租的两室一厅，回北京。
这一圈儿丢人丢的够呛，在父辈们看来，找了个外地女人，铁饭碗都保不住，灰溜溜出去跑了一圈儿又回来，着实不是什么要脸事儿。
若不是让原斌去敲门，老爷子险些都不让他们再进家。
住在一起，矛盾便开始了，原斌妈妈在他爹的耳朵旁边不停的磨着，怨他不该离开北京的工作，拿艺术当饭吃，把公公鼻子气歪了不说，现在还要再回来触霉头。原斌爸爸自然不愿意听这车轱辘话，每天找点儿事由儿便出去喝酒了。
每当家里吃饭的时候，大伯和二伯家的总是坐在桌子上，只有原斌的妈妈拿着盘子站在一边，不时给自己夹几口。
原斌问过妈妈为什么不跟大家挤一挤，此时两个大娘都会站起来，说让妈妈上桌来吃。但妈妈只是往后缩，说得看孩子。
这里面的道理，原斌倒也不明白，只是每天撅着屁股看堂姐留下的小人书，玩儿所有看着像玩具的摆件。
他印象里第一次坐地铁是和爷爷一起，是在他五岁那年的除夕，他们坐的是二号线。
爷爷那天有个老战友的聚会，将他带上了。当然去吃饭不是主要目的，孩子都快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了，学籍还没办下来，这些老战友自然是得给支支招。
他们从三元桥坐公交到了北新桥，而后坐地铁去当时最繁华的西直门。原斌那天穿着一件大大的蓝色的羽绒服，上面有黄色的星星图案，他坐在幽暗的地铁车厢里，脚尖刚刚能点到地。
爷爷并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原斌只好自顾自看着窗外。
他还记得那时二号线的样子：青绿色的石阶站台，反着隧道里里并不算明亮的白光。似乎有些什么东西躲在黑暗之中，他看见有带着墨镜的人，从西直门的台阶上走下。
时间长了，便感觉手一直在袖子里，捂的有些难受。想拿出来，却又有些怕冷，还是连同长袖子压在了屁股底下。他趁着车里光线不好的时候偷眼看看爷爷，他五十六七岁，头发发根已经见白，微微有点儿卷。
他似乎总是很威严，坐在那里就好像要打仗一样，以至于很少有人会坐到他身边。
也许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原斌对一切道貌岸然的事情都有些抵触，
所有的矛盾，在原斌的第一个寒假爆发了。
那是临近除夕的一个晚上，街上人少了，而车多了起来，烟气缭绕的穿来穿去。原斌妈妈在下午的时候给他买了最喜欢吃的麦当劳，那时的麦当劳墙上还是白瓷砖的，颜色很欢快。
他们骑着自行车回到家，原斌坐在红漆的木质沙发上吃汉堡，看电视。记忆里面，爷爷家总是飘着一种混合了酱料和调味品的腌渍味道，灯光昏暗，墙上挂着一副黄色的小油画，里面开着一束并不舒展的花。
妈妈进去厨房帮忙包饺子，炸刀鱼，油炸的香气让屋里温馨了许多。原斌换台到热播的正大综艺，正是他最喜欢的“是真是假”。
今天的问题是，热带雨林里的酒店蚊子太多了，服务员只能靠用喷□□来驱蚊子。
“假的！”
原斌对着电视喊道，只是周围并没有人在。他扭头去看厨房的方向，那花瓣儿纹路的塑料玻璃纸里，一亮一亮的灶火不知什么时间停了下来。
半分钟之后，电视里公布了正确的答案，果然，那火焰枪只是为了升温除湿气用的。还不等原斌得意起来，妈妈从厨房里快步走出，拉住原斌的手，拽上那件蓝色羽绒服，下了楼。
母子两个人在街边等出租车的时候，原斌问了问妈妈，怎么忽然要走。妈妈没回答，只是将原斌羽绒服上的帽子扣到脑袋上，说：
“记着，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那之后真的便再也没有回去，少不更事的他当然也无所谓，相比起沉闷的北京，烟台自由了好多。
他和院儿里的孩子们一起玩儿，他们砍沙包，拉梗儿，玩儿四驱车，悠悠球。还珠格格播了之后，每次和院儿里的孩子们演戏，他总是演皇上，因为他是北京来的，人们管他叫“小北京”。
等到懂事些了，原斌便明白了自己家的事情，跟父亲家那边儿也有些缓和。每隔半年一年，父亲便会来看看自己，他总是拿些时髦的玩具，虽然也总是和他该玩儿的年纪碰不上。
他也不知道自己爸妈的婚姻那一栏现在怎么填的，只知道每个月妈妈都会去一趟银行。而大部分的钱，都用在了麻将桌上。
也许是麻将太累眼睛了，原斌妈妈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便患了眼疾。终日带着一副酒瓶底厚的茶色眼镜，在屋里也很少摘下来。
所以原斌到底是哪人呢，他自己也不明白该怎么算，小时候每当人们问他的时候，他总是爸爸妈妈的解释半天。
上了中学，他便懒得解释这些了，只是反感一切身边儿土不啦叽的学生。没有父亲管，他的脾气长得厉害，身边儿似乎形成了一层罩子。
直到梁续他们进入这层罩子之后，他才重新找到了玩伴，活成了这里十几岁男孩儿该有的样子。
可惜，原斌妈妈当年应该也没想到会杀出来梁续这号人物，否则“不回北京”的话，不会说得那么死。
上了高二，所有的成绩单都在宣告着原斌的未来。姥姥和妈妈害了怕，几番犹豫之后，还是给他买了北上的车票。
——吴越的作文（2008）
原斌消失之前，经常和时不时回来的梁续争执，北京生活到底需不需要买车。
原斌总说北京的公共交通四通八达，舒服得很，买车纯粹是梁续为了虚荣。
每当这种时候，梁续会在手机里找到西二旗地铁站早高峰的照片。而原斌总避开视线，说那是个别现象。
只有他会和梁续辩论这些事情，因为他是除了梁续之外，在北京待过时间最长的人。
原斌来烟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传说，传说里他是北京人。
这话倒是难说真假，原斌的爷爷是北京人，是一所北京的985大学的学生大队大队长。这个职位听起来像是学校里的孩子头，但在那个年代，这是部队转业最好的出路。
这个岗位是在学校里抓学生思想的，除了抓思想，没有其他任何需要会的东西，待遇却与大学教授全一样。
所以他记事之后的几年，是在优越的环境下度过的。童年对于他，是石榴白狗秋千架，桃酥泡牛奶，北海公园儿的小船，南来顺的肚仁儿，隆福寺的面茶。
他在那个大院子里学会了吃饭，学会了走路，而后总是穿着一件灰色花纹的圆领毛衣，和周围的小伙伴们玩儿在一起。虽不算大富之家，在院子里迎来送往的也多是工作“体面”的人。
这是他仅存的对于北京的记忆，在他六岁的那一年，一切便停止了。
原斌的爸爸当然也是北京人。他成长在那个洋气的年代，崔健把臧天朔拉出了院子，大家在军大衣下面穿上了喇叭裤，慢慢时髦起来。他爸爸也是这文艺浪潮中的一员，半路出家搞起了摄影。
那时的胶东，在内陆城市的青年眼中，可是出了名的好地方，拍山，拍海，拍天鹅。父亲为了拍出点儿名堂，便去南下采风。他们拍海景，还拿了些摄影比赛的奖。那些照片儿原斌也见过，时间长了，仿佛也被海水浸泡过一样，罩了一层的蓝灰色。
北京的摄影师，到地方上自然风光，一次失手打碎了原斌妈妈影楼里的花瓶，两个人由吵架到爱慕，没出两年便结了婚，听起来是浪漫的。
但浪漫的事情，往往经不住推敲。
两口子回到了北京，为了安稳，原斌的爷爷给他爸托关系找了份报社的工作。那时间报社可是大企业，铁饭碗。早早便装上了电梯，楼顶甚至有舞厅。
可没过两年，电视越来越多，看报纸的越来越少，除了重要的几家，所有的报社都进行了整改，事业单位变成了自负盈亏。
自负盈亏便肯定是亏的，否则家又为何要甩掉这么个包袱。
等着盼着的分房解决不了，原斌的爸爸作为家里最浪漫的三公子，自然不愿埋没了自己。待到原斌能走路了，便辞了工作，带着媳妇孩子二下胶东赚钱去。
凭着获过奖的名气，起初他还能混混名流圈子。可惜好景不长，下岗潮袭来，国内哀声一片，家家攥紧了皮夹子。
领导和老板们给他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便开始跑婚礼，和一帮当地摄影师抢工作。即便这样，收入也没有比以前好一些。
总之一年多下来，一家三口又退掉了在银行后面租的两室一厅，回北京。
这一圈儿丢人丢的够呛，在父辈们看来，找了个外地女人，铁饭碗都保不住，灰溜溜出去跑了一圈儿又回来，着实不是什么要脸事儿。
若不是让原斌去敲门，老爷子险些都不让他们再进家。
住在一起，矛盾便开始了，原斌妈妈在他爹的耳朵旁边不停的磨着，怨他不该离开北京的工作，拿艺术当饭吃，把公公鼻子气歪了不说，现在还要再回来触霉头。原斌爸爸自然不愿意听这车轱辘话，每天找点儿事由儿便出去喝酒了。
每当家里吃饭的时候，大伯和二伯家的总是坐在桌子上，只有原斌的妈妈拿着盘子站在一边，不时给自己夹几口。
原斌问过妈妈为什么不跟大家挤一挤，此时两个大娘都会站起来，说让妈妈上桌来吃。但妈妈只是往后缩，说得看孩子。
这里面的道理，原斌倒也不明白，只是每天撅着屁股看堂姐留下的小人书，玩儿所有看着像玩具的摆件。
他印象里第一次坐地铁是和爷爷一起，是在他五岁那年的除夕，他们坐的是二号线。
爷爷那天有个老战友的聚会，将他带上了。当然去吃饭不是主要目的，孩子都快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了，学籍还没办下来，这些老战友自然是得给支支招。
他们从三元桥坐公交到了北新桥，而后坐地铁去当时最繁华的西直门。原斌那天穿着一件大大的蓝色的羽绒服，上面有黄色的星星图案，他坐在幽暗的地铁车厢里，脚尖刚刚能点到地。
爷爷并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原斌只好自顾自看着窗外。
他还记得那时二号线的样子：青绿色的石阶站台，反着隧道里里并不算明亮的白光。似乎有些什么东西躲在黑暗之中，他看见有带着墨镜的人，从西直门的台阶上走下。
时间长了，便感觉手一直在袖子里，捂的有些难受。想拿出来，却又有些怕冷，还是连同长袖子压在了屁股底下。他趁着车里光线不好的时候偷眼看看爷爷，他五十六七岁，头发发根已经见白，微微有点儿卷。
他似乎总是很威严，坐在那里就好像要打仗一样，以至于很少有人会坐到他身边。
也许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原斌对一切道貌岸然的事情都有些抵触，
所有的矛盾，在原斌的第一个寒假爆发了。
那是临近除夕的一个晚上，街上人少了，而车多了起来，烟气缭绕的穿来穿去。原斌妈妈在下午的时候给他买了最喜欢吃的麦当劳，那时的麦当劳墙上还是白瓷砖的，颜色很欢快。
他们骑着自行车回到家，原斌坐在红漆的木质沙发上吃汉堡，看电视。记忆里面，爷爷家总是飘着一种混合了酱料和调味品的腌渍味道，灯光昏暗，墙上挂着一副黄色的小油画，里面开着一束并不舒展的花。
妈妈进去厨房帮忙包饺子，炸刀鱼，油炸的香气让屋里温馨了许多。原斌换台到热播的正大综艺，正是他最喜欢的“是真是假”。
今天的问题是，热带雨林里的酒店蚊子太多了，服务员只能靠用喷□□来驱蚊子。
“假的！”
原斌对着电视喊道，只是周围并没有人在。他扭头去看厨房的方向，那花瓣儿纹路的塑料玻璃纸里，一亮一亮的灶火不知什么时间停了下来。
半分钟之后，电视里公布了正确的答案，果然，那火焰枪只是为了升温除湿气用的。还不等原斌得意起来，妈妈从厨房里快步走出，拉住原斌的手，拽上那件蓝色羽绒服，下了楼。
母子两个人在街边等出租车的时候，原斌问了问妈妈，怎么忽然要走。妈妈没回答，只是将原斌羽绒服上的帽子扣到脑袋上，说：
“记着，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那之后真的便再也没有回去，少不更事的他当然也无所谓，相比起沉闷的北京，烟台自由了好多。
他和院儿里的孩子们一起玩儿，他们砍沙包，拉梗儿，玩儿四驱车，悠悠球。还珠格格播了之后，每次和院儿里的孩子们演戏，他总是演皇上，因为他是北京来的，人们管他叫“小北京”。
等到懂事些了，原斌便明白了自己家的事情，跟父亲家那边儿也有些缓和。每隔半年一年，父亲便会来看看自己，他总是拿些时髦的玩具，虽然也总是和他该玩儿的年纪碰不上。
他也不知道自己爸妈的婚姻那一栏现在怎么填的，只知道每个月妈妈都会去一趟银行。而大部分的钱，都用在了麻将桌上。
也许是麻将太累眼睛了，原斌妈妈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便患了眼疾。终日带着一副酒瓶底厚的茶色眼镜，在屋里也很少摘下来。
所以原斌到底是哪人呢，他自己也不明白该怎么算，小时候每当人们问他的时候，他总是爸爸妈妈的解释半天。
上了中学，他便懒得解释这些了，只是反感一切身边儿土不啦叽的学生。没有父亲管，他的脾气长得厉害，身边儿似乎形成了一层罩子。
直到梁续他们进入这层罩子之后，他才重新找到了玩伴，活成了这里十几岁男孩儿该有的样子。
可惜，原斌妈妈当年应该也没想到会杀出来梁续这号人物，否则“不回北京”的话，不会说得那么死。
上了高二，所有的成绩单都在宣告着原斌的未来。姥姥和妈妈害了怕，几番犹豫之后，还是给他买了北上的车票。